消失了的实里达人

作者：刘培芳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0年10月1日

每一条河都有它的历史，悠长如歌；每一片土都有自己的故事，令人缅怀。这一天，走在悠悠流淌的水道边，脑海里满满都是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实里达人的故事。

位于三巴旺路和万礼路交界处的春叶自然公园开辟已经好些年，却是我们与这一方绿土的初邂逅。冠病疫情延宕，让我们多了几分闲情逸致，去探索长久以来被我们轻忽的好地方。

晃悠繁花绿树间，过小桥正要徒步公园连道一路傍水赏景，忽然发现一大群水獭在岸边水湄出没嬉戏，跟着又见它们互相追逐抢食擒获的游鱼，意外得来的惊喜，是否说明眼下这道实里达河的水质极佳？我边走边思忖，只见水面粉红粉白荷花朵朵，羞答答微笑，对岸红树林浓密无垠，郁郁葱葱。

一路往北流去，河水出海口就是柔佛海峡。当然今日的实里达河，已经不是古早实里达人聚居的原乡。整治清理过的河水已经看不见实里达人和他们的乌篷舟，而它在汇流出海峡之前已经变成实里达下段蓄水池。

我油然想起本地马来作家伊沙卡马里写的长篇小说《剌哇》，老同事陈妙华大姐功德无量，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使我们得以从实里达人的原住民视角，解读这个被边缘化的族群过去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的悲欢离合是如何折射出岛国现代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实里达人是海上的游牧民族，原是“海人”的一支，他们在海上捕鱼虾蚌蟹讨生活，居住在实里达河边的船屋里，河流和海洋是他们心灵所在和精神依归。他们与世无争，只从大自然索取生命所需。从小说主人翁剌哇和岸上华人村庄居民交换鸡鸭猪肉的情节，我们知道实里达人并非回教徒。

恰恰因为与世无争，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当新加坡在1950年代开始朝现代化发展，在实里达河口筑堤坝建蓄水池时，许多没有身份证的实里达人迁居柔佛地不佬河岸，另一些则搬到陆地上居住，融入马来族群中，接受回教信仰。

追溯历史，春叶自然公园其实也是过去的曾厝港所在地。1850年潮籍开垦人曾亚六买下大片土地种植甘蜜和胡椒致富，但后来曾亚六转移到对岸新山发展，20世纪初林义顺买下他在实里达河岸的土地，曾厝港的名称日久就完全被人遗忘。

我们这一天原本单纯为了郊游，却意外读了一门地理，上了一课历史。认识脚下这片土地，增添一些历史情怀，但想到剌哇老来回返原乡，坐在堵截河口的堤坝上流泪，我对岛国的那份爱恋和感情，变得十分复杂。眼下这美丽的绿水青山，原来令消失了的实里达人十分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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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实里达人 Orang Seletar

从前的大坡：民俗风情迎客来 Festivals in Kreta Ayer

原文刊登于《书写文学》VOL 8，2020

现代牛车水不是上世纪80年代前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牛车水。

这里是修复过的一个世纪老屋，商家取代从前的牛车水人家。

从前的牛车水地面层的商店面对着大街，屋子后方和楼上的住客来自五湖四海，有些则经营非法赌馆和鸦片馆。屋子里的脏水槽通到屋外大沟渠，小孩在街上戏耍，告急时裤子一拉，就往沟渠方便。节日快到了，骑楼屎巷轮替着节庆的歌谣，冲淡凝固在空气中的异味。

（1950年的水车街 Kreta Ayer Road。图片来源：互联网。）

游人往往忽略的是五座高耸的组屋，分布在万达街、硕莪巷、水车街和恭锡街。这些三四十年前的屋子取代公共厨房与厕所的殖民地皇家楼，一度成为牛车水亮眼的风景线。其中第5座是唯一的一房式门对门租赁组屋，住户有伶仃的老人和少数带着小孩的印度人家庭，爱心义工定期上门，为他们带来欢乐。

昔日繁忙的牛车水，广府话为大众语言。印度小商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在骑楼底的“妈妈店”盘足而坐，卖香烟、糖果、塑料袋等过日子，白色上衣沙龙是他们的“商标”。存足盘缠后，他们带着远洋回家的心情，又有点依依不舍的对小摊位最后一瞥，拎着沉重的行李箱和粗大的金饰衣锦还乡。妈妈店交给同乡，然后重复着相同的故事。

（叶耀宗的壁画为我们保留妈妈店的记忆。）

大坡大马路将近两百年的马里安曼庙和占美回教堂，恭锡街一个世纪的兴都庙都是印度人的精神寄托。华人节日的多元性与印度同胞的长笛鼓乐，共同打造民俗。一些牛车水节庆已经消失，有些则展露新颜。

古早华人风情，您记得多少？

四月初八牛生日

四月初八佛诞，也是耕牛的生日，名堂特别多，如牛生日、牛王诞、牛魂节等。农耕社会的时代，牲畜是农民最珍贵的劳动资产，可能因此选定佛诞这一天来表达对耕牛的敬意。当天农民都放下平日的作业，特地为耕牛打扮庆生。

同牛不同命，牛在兴都教徒众多的印度被视为圣物。印度是个传统农业国，人们养牛无非为了挤奶和干活，因为有牛，所以才有庄稼；有粮食温饱，人的生命才能延续。老牛无法继续劳作的时候，正是农民为牛养老送终的时刻。

西班牙从古代的祭神活动演变成千年斗牛，人与牛搏斗的残酷血腥被视为高贵的艺术。生性暴烈的北非公牛受到激烈摇晃的物体挑衅而发狂，到了最后的厮杀阶段，斗牛士将匕首刺入公牛的心脏取命。万一出手失误，便在后脑中枢神经补刺一剑。日复日，年复年，小公牛的血液缔造着无数勇士的风采。

华人来到牛车水安家落户前，这里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牛奶甘榜”。印度人搬迁到小印度后，在梧槽河畔延续祖先的行业。印度同胞摆路边摊卖饮料，拖着牛只就地取奶，拉茶的味道特别新鲜浓郁。奉献最后一滴奶水后，老牛的生命走到尽头，缓缓地踱步到附近的欧亚族屠宰场。

说些开心的。人生忙碌一辈子离不开衣食住行，节日自然离不开应节食品。从前的牛车水有牛车运水，战后这里住着许多擅长烹调民间小食的东莞妇女，就是找不到耕牛。四月初八这一天，路边的木箱子上摆满散发着绿色油光的烟西饼（栾樨饼），不消一时三刻便卖光了。

烟西饼源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以中山最普遍。食材有栾樨叶、鸡屎藤、糯米粉、木薯淀粉、冰糖，搅拌后倒入制饼模具做成圆形，放入锅里蒸制而成。由于栾樨和鸡屎藤的味道强烈，人们对这道食品的反应两极化，就像对榴梿的喜恶一样。

（烟西饼是一种季节性小食。图片来源：互联网。）

民间美食往往以小故事来增添味蕾，烟西饼的来历跟佛诞和耕牛倒是有些渊源。传说菩萨眼见良家妇女被土豪欺负，趴在田里吃牛粪，于是略施小技，化腐朽米田共为神奇烟西饼。女子尝过美味可口的“牛粪”，为了报答菩萨的恩惠，亲自制作烟西饼来供奉，这道美食便迅速流行开来。

五月初五庆端午

“滔滔孟夏兮， 草木莽莽”；“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初夏的江水一片汪洋啊，草木繁茂莽莽苍苍。拍拍心窝问问心啊，强自压下满腹的冤屈。屈原以满腔的激愤，抒写平生最后一篇作品《怀沙》后，于五月初五抱石沉江。老百姓得知深受尊重的士大夫投江自尽，纷纷划船捞尸，最终徒劳而返。虽然无法让屈原入土为安，划龙舟吃粽子却发展为民间盛事。

本地讲方言的年代，并没有赛龙舟的习俗。国民型学校取代华校后，政府注意到传统文化流失的后遗症，划龙舟列为学校的课外活动项目之一，由商家赞助的国际龙舟赛会成为年度盛事。

端午节前，有些牛车水人家用竹叶包制咸肉粽和简水粽，跟左邻右舍礼尚往来，这是城市甘榜的人情味。路边摊贩的绿豆粽和裹蒸粽同样吃得开，娘惹粽倒是牛车水地区罕见的。长方形的裹蒸粽比一般粽子大出两三倍，以糯米、绿豆、上等猪肉、咸蛋黄、香菇、栗子等做馅料，内层用荷叶包扎。

裹蒸粽全名“肇庆裹蒸粽”，顾名思义源自肇庆，跟纪念屈原无关，倒是跟包公关系密切。原来包拯受奸臣陷害，被贬为端州（肇庆）知府长达三年，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包公调回京城，端州百姓感恩，包好食材丰富的裹蒸粽，好让包公上京路途中不会挨饿。

（新加坡高要会馆重现过去肇庆裹蒸粽美食。图片来源：黄钰清。）

七月初七迎七夕

若说端午节的背后有一段悲壮的事迹，七夕就是古老的情人节，永远等待的爱情了。

杜牧的《秋夕》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诗歌将凄美的神话化为夜色下的浪漫。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距离超过16光年，必须以天文数字架起鹊桥，有情人才能相会。写实派诗人杜甫“万古永相望，七夕难见同”，道破残酷的现实！

七夕在本地又称七姐节，乞巧节，银河会。相传七月初六深夜，也就是七夕到来的时辰，不论是打井的地下水，或是扭开水喉的自来水，都是七姐赏赐人间的天河水，装在瓶子里整年都不会变质。七夕储水用来洗脸，脸庞像织女一样柔润光滑，小口饮用则可消灾，除小病安神经。

妈姐（自梳女）将顺德家乡的风俗带到南洋，成为本地乞巧节的动力。拜七姐的必须是云英未嫁的女子，自梳女梳起不嫁，对神秘的爱情始终保持着少女的幻想，愿为他人作嫁衣裳，希望七姐早日跟牛郎团聚，有情人终成眷属。

民间除了各自拜七姐，也有集资的七姐会和银河会组织。恭锡街的妈姐在公馆青楼服侍有钱的老爷和琵琶仔，赚取的小费比一般打家庭工的女佣的固定收入丰厚得多，七姐会办得有声有色。恭锡街搭起大帐篷，礼品桌上陈列七姐盆、七姐衣、七姐饼、七姐果、胭脂水粉和梳妆物等，另一重点是展示自己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如绣荷包之类的针线活，真假莫辩的纸花，芝麻面塑制成的小玩意儿等。

少女情怀总是诗，未婚女子除了祈求遇上如意郎君，还会向七姐乞求灵活的双手，刺绣像织女一样精巧，他日嫁个好婆家。拜过七姐后比赛穿针，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姑娘手执彩线，若能穿过七枚针孔便得巧，心头喜滋滋的，彻夜难眠。

未婚女子一旦嫁人，便必须辞仙，跟七姐告别。新婚第一年委托姐妹们购买礼品答谢七姐的恩赐，接下来顶多出点钱，让未婚姐妹觅良缘。

年轻的自梳女合租姑娘房。乞巧节到了，这些没有入会的姐妹自有安排，安置在房间里的观音桌上摆放生花水果和应节供品，以及七双约四五寸的小巧七姐鞋。这些拜祭品有些用纸，有些用布做。姐妹们的房间平时不让外人出入，不过到了七夕夜，房间对外开放，让别人欣赏她们的手工艺品。这时候门庭若市，少不了对姑娘的香闺充满好奇，甚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年轻男子。天亮后，门帘又再低低垂下。恩情犹未已，劳燕又相分，明年秋七月，清风来故人。啊！纵使柔情千万缕，请君明年趁早时。

八月十五中秋节

月到中秋分外明，《嫦娥奔月》是中秋节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之一。

后羿射下天上的九个太阳建立大功，皇母娘娘赏赐长生不老药。后羿的学生不怀好意，想偷药成仙。嫦娥无奈情急之下吞下仙药，轻飘飘地飞上天空，在月宫上孤独地面对着碧海青天。嫦娥眷顾地上的有缘人，虽然自己无法团圆，但促进他人家庭团聚。此后岁岁年年，中秋节庆团圆，亲朋好友吃饼提灯，举杯邀月，可曾记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李商隐的《嫦娥》则怪责嫦娥因私欲成仙，结果得不偿失，“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半个世纪前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踏出太空船那一刻忍不住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生命起源的探索使到月亮不再遥远，几乎粉碎了美丽哀怨的神话。尚好，我们并没遗弃梦里的嫦娥。小灯笼是否依旧照耀着深邃的星空？

牛车水人家的年代，本地最流行贴上七彩透明玻璃纸的灯笼，造型以十二生肖为主。用过晚饭后，小朋友组成大队，提着灯笼穿街走巷，打造童年的共同记忆。折叠成手风琴状的传统纸灯笼制作简单，在物资缺乏的年代也是颇流行的。

从前商家销售的月饼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除了色香味诱人，还会打上标语，灌输优秀的价值观。譬如大东月饼以“亚公亚婆年事老 买包月饼送亚公”打招牌，向年轻人传达敬老尊贤的信息。国人富裕起来后，新香港酒店、五月花酒楼等推出“七星伴月”。如今新香港多次易手，五月花已经凋零，月饼的馅料趋向多元化，中央厨房取代传统手工作业，告别简单的广东莲蓉月饼与潮州朥饼的“旧时代”。

（大东月饼：亚公亚婆年事高 买包月饼送亚公。Credit: Hans-Peter Grumpe）

新年元宵大团圆

虽说冬至大过年，年的地位还是难以取代的。腊月廿四民间祭灶，欢送灶神升天。这一天免不了煮顿好料来“贿赂” 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腊月廿四也是“扫屋”的良辰吉日，大扫除后贴上骑楼底挥春佬写的金字春联，寓意“破旧立新”。扫屋送灶后，又是忙着准备吃喝的时刻，炸煎堆、虾饼、油角等新春食品。好老板请工友吃尾牙，家里吃团圆饭，年初二开年，开工日有开牙宴等，吃得不可开交。新年前牛车水几条街道人头涌涌，就如繁忙时刻挤地铁，人与人之间零距离，浪子登徒趁机揩油。喜庆当前，大家都不以为意。

（骑楼底下写挥春，1969年。Credit: Straits Times February 16, 2013）

牛车水赌馆请狮团舞狮采青，摆的是由八只螃蟹、甘蔗和年柑排列成的“螃蟹青阵”，寓意横行四海，八方来财。这些螃蟹都是龙精虎猛，随时准备搏击的。舞狮除了懂得破阵，还必须艺高人胆大，将螃蟹一只只绑起来，回赠给赌馆老板。赌馆青虽然考功夫，但红包特别大，有实力的狮队都不轻易言弃。

元宵节当天，商家还会燃烧三层楼高的爆竹。大红鞭炮悬挂在屋檐下，噼里啪啦声中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有些商家吊高青，狮子各施其法，以叠罗汉、攀木杆等方式采青，博得围观者频频喝彩。锣鼓声中夜幕低垂，万家灯火渐息，生活回复平静。

时光在节庆与期待中交替，人来人往中飞鸿渐杳。相同的地方，不同的身影，数年华又是几清秋。人生，多添了几分层次感。

（元宵节燃放爆竹。Credit: Hongsa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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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 Mid-Autumn Festival

广东人过新年 Chinese New Year

叶子落下的声音

 ----纪念十年前北海道的严冬，让我决定转换人生跑道

以为同一棵树上的叶子都一样 其实它们都不一样
最后一片叶子飘过我手心 落入雪中结冰
嫩过春天 绿过夏天 红过秋天 不知道什么是冬天
遮过阳光 挡过风雨 静默地回首从前
叶子没有从前 化作春泥
 
以为冬天过后我们会重逢 其实重逢的是树的生命
叶子落下的声音 再轻 我也听得见

蒙士顿巷与峇朱成（Moonstone Lane and Bachu Singh）

“青光淡淡如秋月，谁信寒色出石中”所形容的是月光石（moonstone）。实龙岗路前中国汽水厂旁的蒙士顿巷（Moonstone Lane），就是以月光石命名的。

从实龙岗路拐入蒙士顿巷这条道路，再拐入小巷，即可抵达小巷尽头的福德祠（万里港），又名沈春发庙。

（福德祠（万里港），又名沈春发庙。）

该华人庙宇的创建人乃本地的印藉同胞峇朱成（Bachu Singh）。峇朱成是一名印度教徒，二战前在万里港居住，在附近波东巴西deWoodville生产麻油。

峇朱成有意买下整个万里港，可惜无法如愿买下现在的宝龄大厦的地皮。有人建议他求村里的大伯公保佑，拜过之后果然灵验，于是建庙答谢神恩。福德祠于1957年落成时设备简陋，日后陆续翻新，如今每逢大伯公诞和中元节，附近商家依然落力添香油，支持小庙的运作。

（峇朱成于1957年创庙。）

庙祝表示年轻的时候，中国汽水厂还在生产鲜拿果（Sinalco）和吉家宝（Kickapoo），他们口渴的时候便爬上篱笆，将几箱汽水搬过来，汽水厂知道他们明知故犯也不追究。90年代汽水厂停业后，他们也醒悟到少不更事，悟今是而昨非。

万里港沈春发庙的词源

福德祠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词源：“万里港”和“沈春发庙”。关于沈春发庙，小庙内外都看不到此名，庙祝说峇朱成创庙后，聘请沈春发打理，久而久之就称为沈春发庙了。

万里港是Kampung Marican的中文译名，战前这里是个马来甘榜，有少数华人、印度人和欧亚族人住在村子里，战后主要是华人居住。

Marican 的原意为爪夷峇峇娘惹（Jawi Peranakan），属于印度人与马来土著通婚的土生族群，不过也有些资料指出这个姓氏乃印度与阿拉伯回教徒通婚的后裔。

据在附近居住的80岁锡克族老居民说，她家的产业就是68年前从峇朱成手中买过来的。

（峇朱成的前产业之一。）

奇怪的货仓小屋

峇朱成来自印度北部的城市Gorakhpur，毗邻尼泊尔。他知道产业的价值，买下许多土地，拥有四美、丹戎巴葛、如切、加东、万里港等地区的产业，其中包括蒙士顿巷49号，最初用来养牛，后来改建成米粮货仓。

上世纪50年代，殖民地政府根据二战所累积的经验，向峇朱成收购这座现成的货仓来囤积米粮。峇朱成将牛棚转型为货仓时，盖建一间“奇怪”的小屋，跟主体建筑形成约30度角，用来保护不知来头的Syarifah Zainah Alhabshi的坟墓。

去年政府准备拆屋子的时候发现另有乾坤，原来这位女士是回教圣人哈比诺（Habib Nuh bin Muhammad bin Zain bin Abdul Rahman Alhabshi ，1788-1866）的后裔，名字中的“Nuh” 就是诺亚（Noah），真主的五大使者之一。

（“奇怪”的小屋跟货仓主体建筑形成约30度角，用来保护Syarifah Zainah Alhabshi的坟墓。）

珀玛山上的回教堂

回教圣人哈比诺乃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陵墓安置在珀玛山（Palmer Hill）的回教堂Haji Muhammad Salleh Mosque后面。该建筑是于19世纪末重建的，因为有圣人的陵墓，成为新加坡地位最崇高的回教堂之一，吸引许多回教徒前来朝拜，有些还带着新生婴儿到哈比诺的墓前祈福。

(Haji Muhammad Salleh Mosque)

哈比诺的一生充满传奇性，18世纪从也门去到巨港，又从巨港到槟城，1819年来到新加坡。哈比诺是一名虔诚的回教徒，在马来亚各地为孩子们讲解可兰经教义，为死者彻夜祷告等，因此深受爱戴。

据说哈比诺在花柏山下天猛公村庄去世后，本来要运往比达达利（Bidadari）安葬，谁知道遗体怎么都搬不动。后人禀告将尊崇他的遗愿安葬在珀玛山，说来奇怪，遗体竟然被轻易地抬起来了。

恭锡街的Sharifah Rogayah之墓

关于哈比诺的后人的记述，还有一个女性的坟墓安置在恭锡街店屋后面的Duxton Plain Park。

根据文物局的说法，Sharifah Rogayah是哈比诺的孙女，曾经跟阿裕尼家族订婚。她的后人则说她的遗体并非安葬此处。此坟墓是个谜团，可能是个衣冠冢。

恭锡街老街坊亦没留意到此坟墓，直到20世纪末有人在此打理，才引起人们的好奇，为哈比诺这条线路增添几分神秘感。

(恭锡街的Sharifah Rogayah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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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河畔：跌宕起伏世间事

苏格兰 Inverness 农场

2016年9月，秋色笼罩着苏格兰。从爱丁堡驱车前往号称苏格兰的天涯海角的John O' Groats 途中，在苏格兰最北的城市Inverness停留补充精力。下午三点的阳光和煦，中和了空气的阵阵凉意。典型的高原田园风光中，有金黄色的麦浪和打捆的麦草，毛茸茸的高地牛（Highland cow）悠闲地或吃草，或闲荡，或休息。

（Inverness的高地牛 Highland cow。）

牛哥牛嫂边嚼草边跟我们细语呢喃：

欧洲野牛是我们的祖先，冰河时期跨过大陆桥来到英国。谁知道牛算不如天算，冰川融化，海水淹没来时路，从此再也回不到魂萦的故乡。人类开发陆地，先祖只好一路往北寻找安家之所，高原严酷的寒冬若等闲，故乡却更遥远了。

我们视人类为好友，不惜两肋插刀，活着的时候供应奶汁，死后皮肉当宝。牛角是古人饮用的器皿，牛皮制成帐篷遮风挡雨，靴子、皮包、马鞍都有我们的印记。

洒脱是我们的一生，人类尘归尘土归土，当牛命走到尽头……无尘，无土。

（高地牛源自欧洲野牛，冰河时期走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

跟高地牛的无语对话声中，了解到苏格兰有约7万农夫在畜牧（主要是牛羊）与种植农场工作，养了约180万头牛，占全英国的30%和欧盟的4%。苏格兰牛肉的年收入超过6亿英镑。

奶牛方面，苏格兰的数量约18万头，每年挤奶15亿公升，收入超过3亿英镑。苏格兰的奶牛数量占全英国的9%。综合起来，牧牛场为苏格兰带来每年10亿英镑的营收。

英国的牛肉牛奶，曾经引起一阵传染病的恐慌。1993与1994年，我在英国居住的时候，已经通过当地报章认识到“疯牛症”（牛海绵状脑病，mad cow disease），1994年出现牛传人的迹象，患上“感染性海绵状脑病（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的是年轻人，隔年有患者死亡。1996年3月20日，英国政府证实疯牛症和人类的感染性海绵状脑病有关，引起欧洲、亚洲、非洲众多国家的恐慌，全面停止引进英国牛肉及相关产品。

从那时候起，新加坡不允许1980至1996年间在英国居住超过3个月的人士捐血，我就这样被新加坡血库终身禁步了。

关于疯牛症或牛海绵状脑病，主要特征是牛脑发生海绵状病变，使到大脑功能退化，接着下来神经错乱，运动失调，痴呆和死亡。人如果吃了这些受感染的神经组织（牛脑和脊髓），可能会受到病毒侵蚀，不过并没有科学证明说吃了牛肉和牛奶也会感染上疯牛症。

追究病源，牛是草食动物，但西欧的一些国家为了让小牛快些长大，将肉骨粉，也就是其它动物的肉和骨头研磨成粉状后加入饲料中，病源可能来自病死的动物。牛只长期食用后可能受感染。

苏格兰的谷物（cereals）农场

苏格兰的谷物类种植场主要生产大麦（spring barley）和小麦（wheat），两者合共35万公顷，土地面积差不多是5个新加坡，谷物生产额超过全英国的12%。英国是继法国与德国之后的欧盟主要谷物生产地。跟亚洲相比，亚洲则是稻田居多。

农场麦浪的景观可说是十分宁静祥和的，局外人不知农家苦，只凭想象感觉到丰收时刻的农家乐。曾经看过19世纪的巴比松画派（Barbizon School）和印象派（impressionism art）的风景画，眼前的农家场景几乎是一个多世纪前的翻版。

（农场麦浪的景观可说是十分宁静祥和的，局外人不知农家苦，只凭想象感觉到丰收时刻的农家乐。）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接触到大麦，小麦和燕麦 （oak），兴致所至的时候，我也会喝些啤酒，饼干、面条和燕麦则几乎是每天的进食，它们都跟这些麦类有关。大麦是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脱壳后的大麦仁俗称薏米，是我们日常煮冬瓜薏米汤与白果薏米糖水的食材。小麦则是世界上总产量第二的粮食（玉米是最主要粮食），是欧洲人的主要食粮，可磨成面粉，制成面包，蛋糕，饼干，面条，馒头等。燕麦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水溶性纤维，对心血管和降低坏胆固醇都有好处，许多人都以麦片或燕麦粥来取代过去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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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稻记

罗梦湖：因为有歌 Loch Lomond

千杯不醉—Tiger Beer

夜香，屎塘，世界厕所日 From night soil to World Toilet Organisation WTO

新加坡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虽然公共厕所满地黄金，生人勿进的景观有所改善，但整体素质差强人意，跟像日本那类的文明厕所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联合晚报》（2020年5月26日）报道，新加坡管理大学讲师Rosie Ching和157名学生于2020年1月10日至2月7日，针对本地咖啡店和食肆的厕所卫生水平调查，发现本地的咖啡店与小贩中心的公共厕所卫生大不如前。小贩中心的公厕卫生水平跟2016年相比，下滑至58.23分。咖啡店则只达到46.25分，比小贩中心还差。

各类公厕中，残疾人士专用厕所最干净，男厕次之，女厕第三，男女通用厕所最肮脏。

在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受访的5948名顾客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士不使用该处的厕所。

文明的新加坡，不文明的厕所文化。如果我们使用厕所时像日本人那样为下一个人着想，相信结果会很不一样。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下一个”。

厕所面面观

没有厕所的地区，天空下草丛中就是天然厕所，从前我们军训的时候也是那样在天地间解决。排在鱼塘中海面上，粪便成为鱼群的食材，长得特别快特别肥美。虽然这些排泄物会变成再循环的有机物质，但不排除传染病源头的可能性。

厕所的当代名词有洗手间、卫生间、化妆室等，厕所也有许多流传下来的别名：称为茅厕是因为粪坑覆盖着茅草的缘故。屎坑则是因为在地上挖坑排便。至于“解手”，根据维基，这是由于明清时期，大量湖南、湖北、广东移民被捆绑双手，强制迁入川东地区，只有方便时才能将双手解开。

海军船上的厕所称为“Head”（头），原来帆船时代，船员必须走到船头解决，Head这个古名词因此保留下来。

抽水马桶之前使用粪桶

现在我们使用抽水马桶，通过地下排污系统将废物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经过废水处理后，多数排入海中，一部分再循环，就是我们的新生水了。21世纪初，新加坡生产第一代新生水时，有人戏言为“屎水”就是这样来的。

追溯起来，一百多年前华人已经逐家逐户购买“夜香”（粪便），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的粪桶。）

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清理。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

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挑粪夫在屎巷收集夜香。图片来源：互联网。）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也可当夜壶般使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与屎壳郎（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交代我们见到挑粪夫，千万别捏着鼻子，因为这样的举动对挑粪的职业是很不尊敬的，最多闭气一阵子就是了。

屎塘

挑粪夫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粪车将收集的夜香运到收集中心（Night Soil station）处理，收集中心设在Albert Street，巴耶里峇葱茅园（Jalan Afifi at Paya Lebar Rd），Lor Halus，笃德路（Toh Tuck Rd）等。

（1960年代的粪车。张克敖先生提供。）

挑粪夫将这些粪桶内的排泄物倒入石灰池，将粪桶洗干净放回车内。处理过的粪便通过地下道输送到“屎塘”（化粪池），处理后排出海，罗弄泉（Lorong Chuan），现在的中峇鲁公园和 乌鲁班丹（Ulu Pandan）等地都有屎塘。

粪桶的年代并不久远

城市建筑越密集，将粪桶改为抽水马桶的工程越浩大，除了我们看得到的表面功夫，还包括地底下见不到的排污设施。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新加坡河畔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有长方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的，八角形的建筑风格最独特。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有些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厕所。）

上世纪70年代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WTO）

粪便中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病原体，包括病毒、寄生虫及寄生虫卵，较常见的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疾病有甲肝、霍乱、蛔虫等。卫生的厕所是从源头控制相关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首要措施。

平均每个人每天上厕所6至8次，一年约2500次，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年时间花在厕所里。尤其是目前全世界仍有42亿人没有安全卫生设施，卫生厕所不能说是小事。

2001年成立的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WTO）是个关心厕所和公共卫生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每年于不同的地方举行世界厕所峰会（World Toilet Summit），包括：新加坡，首尔，台北，北京，贝尔法斯特（Belfast），莫斯科，新德里，澳门，上海，曼谷，费城，德班（南非），海南，印尼梭罗，沙捞越古晋，墨尔本和孟买。

根据维基，目前该组织有来自177个国家和地区的477个国际会员，新加坡厕所协会、日本厕所协会、芬兰厕所协会、台湾卫浴文化协会、美国公厕小便恐惧症候群协会、北京市旅游局都是会员。

世界厕所日由沈锐华（Jack Sim）发起

WTO的总部设在新加坡，跟沈锐华（Jack Sim）不无关系。

2001年11月19日，新加坡人沈锐华创办WTO，并在新加坡举办首届世界厕所峰会。此后，这个日子成为倡导厕所清洁卫生的象征，并登上联合国大舞台。

沈锐华从事建筑业，40岁的时候认为财政已经稳定下来了，于是离开职场，投入社会工作，完美打造人生下半场。

完美，因为有钱、有闲之余，还必须有恒心，知道往哪里去。

相关链接

粪桶，夜香，夜来香 night soil

寻访新加坡野生甘蜜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0年10月15日

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是个世界第一的甘蜜出口国，这两年《联合早报》刊登的相关文献，李国樑（2018年12月27日）、早报互动新闻（2019年1月25日）、谢燕燕（2019年12月9日），吕世聪（2020年1月30日）都对本地甘蜜史进行追踪。

叫人纳闷的，20世纪初改种橡胶树和黄梨后，遍布全岛的甘蜜树竟然似乎销声匿迹。去年上旬，公园局和新山的甘蜜达人萧开富合作，在福康宁山麓新设的法夸尔花园栽下甘蜜树苗。该树苗源自卡里蒙群岛的昆杜尔岛（Kundur），相信跟昔日本地的甘蜜树同种。此外，植物园也有一棵2012年做档案记录的甘蜜树，算是保留曾经叱咤一时，可供人寻根的时代脉络。

民间组织“寻根探秘逍遥游”领队郭永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在武吉知马七英里武吉知马山脚意外发现疑似野生甘蜜的踪影，相约一同观赏。野生甘蜜重见天日，跟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阻断措施不无关联，由于人烟稀少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寻找甘蜜的芳踪。无独有偶，我们的队友《梦里故乡 财启村》的作者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Lorong Pelita）看到疑似野生甘蜜长到羊肠小径来。皇天不负有心人，新加坡的甘蜜故事从想象变成活体，真是天大喜讯。

（武吉知马山下从森林中冒出头来的甘蜜树。）

甘蜜树的特征

甘蜜是一种野生灌木，叶子呈椭圆形，有明显的叶尖，长度约8至14厘米，有一根主脉与五至六对侧脉，枝茎的刺弯曲如钩。

甘蜜从发芽、开花到结果共110天，跟榴梿的生长期相似。甘蜜叶和枝茎熬煮数小时后除了可当“保济丸”外，也用来医治牙痛和蚊虫蛇咬。从前马来人配合槟榔一起咀嚼，因此也称槟榔膏。甘蜜果没有特别的工业或医疗价值，不过传宗接代就全靠它了。

（甘蜜树开花结果的阶段，共110天。）

我们将疑似野生甘蜜跟法夸尔花园和植物园的甘蜜做比较，外型与生长方式都十分相似。此外，甘蜜树开花的生长点会变异成钩，野生甘蜜亦有此明显的特征。

甘蜜（uncaria gambir）和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出自一家，同属茜草科植物。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钩藤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小儿惊热和班疹。对比之下，从前本地将甘蜜叶和茎枝一起熬制，传统中医则只以带钩的茎枝部分入药，天麻、钩藤煲黑鸡汤，可以平肝去风。

（甘蜜与疑似甘蜜树叶与枝茎比较。）

19世纪中叶的甘蜜种植概况

关于19世纪的本地甘蜜业盛况，除了上述文章中所引述的一些早期文献外，英国航海家George Windsor Earl《The Eastern Seas》记述于1832至1834年间在东印度的游历，可能是最早提到甘蜜的工业价值的民间记载。他笔下的新加坡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廉价劳工，比美洲的奴隶劳工还便宜至少三分之一，主要农作物为甘蜜、胡椒和甘蔗，甘蜜叶和润芽放在铁锅里煮糊后倒入容器晒干。马来人将这些黄褐色像乳酪的“蛋糕”跟槟榔一起嚼食，不过多数输往英国，作为纺织染料和皮革揉化的用途。熬过甘蜜的渣滓用作胡椒树的肥料。

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19世纪30年代意外发现甘蜜的工业用途后全力发展。1840年左右，甘蜜园已经从市区边缘扩展至远郊，占地两万多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本岛面积的两成。扣除约占三分之二的未开发森林面积，剩下的少许土地用作商贸、民居与其他农耕用途。

（同一棵甘蜜树上出现小芽，花芽，开花和结果的景观并不常见。）

1855年5月17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报道，新加坡的75个甘蜜园区共种植 1200多万棵甘蜜树与160万棵胡椒树，比例约8:1，其中七成甘蜜树因长年砍伐变为“老弱残兵”。当时种植园聘请约5000名员工，同时兼顾3万多棵豆蔻树。

栽种30万棵甘蜜树以上的种植区包括中部的大巴窑、宏茂桥、竹竿山、Tay Bu Su；北部的新邦港、汫水港、巫许港、烂土港、陈厝港、刘厝港、朱厝港、林厝港；西部的蔡厝港、秉江、登格港；东北部的后港、杨厝港。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是宏茂桥、格兰芝河畔的巫许港，以及实里达河流域的汫水港，各种植超过一百万棵甘蜜与胡椒树。

（1850年新加坡的甘蜜与胡椒种植地区。）

竹竿山应该是武吉知马圣若瑟天主教堂一带，这座1846年由法国传教士创建的教堂俗称竹竿山天主堂，对象为甘蜜园的员工，因此武吉知马山下的疑似甘蜜或许跟竹竿山甘蜜园有关。至于汤申自然公园的疑似甘蜜树，可能就是宏茂桥甘蜜园的遗物了。

该报道中的殖民地官员引述1850年的数据，甘蜜的年产量39,650担（约2400公吨），总值134,050元（西班牙元）；胡椒23,374担（约1400公吨），总值157,775元。胡椒产量虽少，市值却比甘蜜高。

虽然甘蜜园占据新加坡半壁江山，但含金量比例不高。当时新加坡的总出口额为1600万元，甘蜜胡椒不及2%，但已足以使一些商人如甘蜜大王佘有进家族富甲一方。

登嘉楼曾经是甘蜜的生产地

毕竟新加坡耕地有限，加上柔佛苏丹向华人发出港契，一个甲子间开发出130多条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甘蜜生产地，跟新加坡与廖内三足鼎立。新加坡作为区域商贸的集散中心，柔佛的土产必须海运到新加坡出口，两地一衣带水，关系格外密切。

登嘉楼曾经是马来半岛的主要海港，小型甘蜜活动跟新加坡同期发展，至少比柔佛早了20多年。文西·阿都拉的《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1838年）记述他在新加坡受邀到吉兰丹时途经登嘉楼，发现当地甘蜜的年产量两三千担，折算起来约180公吨。

根据L.A.P. Gosling （1964）的“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Rural Chinese in Terengganu”（收录在牛津大学出版的《Malayan and Indonesian studies》），1820年已有一批于马浪河畔定居的华人（福建人居多）种植甘蜜和胡椒，用大象运载产品到登嘉楼河上游销售或运到外地，进入20世纪后才由其他行业取代。当地甘蜜业的命运受到西方工业所主宰，跟新柔何其相似。

 

相关链接

19世纪末的甘蜜出口-新加坡被遗忘的世界第一

洪门弟兄（5 of 7）- 甘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