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14, 2013

走入博物馆的非一般传统美食 NMS Food Gallery

新加坡出生的香港电影制作人、作家兼美食家蔡澜认为新加坡美食正在逐渐消失,新加坡对他已经失去吸引力。这是2013年5月4日蔡澜在醉花林俱乐部所发表的看法,全文刊登在5月5日的联合早报。

跟金庸、倪匡、黄霑齐名,合称香江四大才子的蔡澜快人快语,他说:“我绝对不会回来新加坡了,我不认为新加坡能够给我什么乐趣。...这里的东西越来越不好吃,东西越来越贵,居住环境也不见得越来越好,虽然有很多新建筑,但好像与我无关,这个不是我认识的新加坡。我认识的新加坡很安静,很小,还有马来人的甘榜,到处有老老实实在炒和焖的小贩。...我现在来新加坡,想吃美食要很努力地去找,不是没有,所以我是永远抱着希望。....我希望看到一个可以留得住我的新加坡的出现。”

对于如何吃得健康长寿,蔡澜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吃很不健康的东西最健康。人的健康有两种,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精神上就有病;精神上有病,身体上就有病。如果这个也吃,那个也吃,我们会很快乐,我们很快乐就会有一种激素,把不健康的东西统统化掉。...不要当年龄是一种分界,要以快乐或不快乐(为分界),如果不快乐就很老,快乐就年轻。”

美食讲究感情,所谓触景生情,必须两个巴掌才打得响,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负责食物料理的厨师,有感情有爱心的食物一口就吃得出来;反之就是厨师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填饱食客的肚子,以外包、快速、赚钱的念头去经营。若是如此,美食天堂的确没有什么美食文化可以再传承下去,换言之就是面临断层的命运。

也曾经尝试去寻找童年美食,但吃来吃去,多数吃不出从前的味道,吃不出那种当年街边小贩拿手的私房菜,各自下足心思,叫人食指大动的味觉

能够怀念、能够思考、能够回味的美食空间是在博物馆。

博物馆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沉闷的,过去式的。这是相当程度的误解。相信走过大英帝国博物馆和罗浮宫的访客,心情是挺开心的。即使是走过小型的柔佛新山华人博物馆,也会被很贴近生活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所吸引,回到一个生活过的年代。

历史来自生活,今天我们怎么样过活,生活中经历过的大小事,明天就是历史。

同样,今天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文物和记载,其实就是昨天的生活。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其实是开放式的,尤其是四个生活馆(美食、电影、时尚、摄影),可以近距离观赏文物,而且有声音,有映画,是个充满动感的地方。对不同年龄的访客而言,有不同程度的体会,而这种体会是很多元化的。


对老一辈的叔伯大婶uncle auntie们,这是他们亲身生活过的,可能是父母生活过的,可能是比较各地华人社会如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中国、甚至是伦温哥华唐人街等地的生活,有回忆、有思考、有认同。在导览所接触过的访客中,他们多数会愉快地离开,也表示会介绍朋友来参观,来回味。

(在南洋的华人区都有类似的从楼上吊个篮子下来买食物的集体回忆)

老子的理想居住环境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食排列榜首。华人见面,常以“吃饱没”来打开话题。食物可以联系感情,也可以制造认同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出国工作念书的朋友,在国外最怀念的是本地的炒粿条、福建面、沙爹、海南鸡饭等等。

食物注入感情,味道就不一样,好像看周星驰和莫文蔚的《食神》一样,简单的蛋炒饭,也可以非常的销魂。对我们更多人来说,美食不在于辣椒螃蟹,不在于鲍鱼鱼翅,而是在于曾经拥有的味觉,路边摊私房菜的味觉,有感触、有回忆。


(你是否怀念过去的路边摊?2012)

就说叻沙Laksa吧!叻沙是传统美食,可是这种食物是数百年前的中东商人离乡背井,乘着季候风送来的帆船,到马六甲做生意,同时带来的家乡美食。十五世纪随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子通婚,他们的后代厨艺一流的娘惹们将中东的面食本土化,加上中国的粗米粉和东南亚的香料,成为独特的狮城美食。目前市面上一般的叻沙都采用红色咖哩汤底,加东叻沙则以白底的椰浆味香来打招牌,吃叻沙只用汤匙不用筷子,这样才可以米粉跟汤料一起入口,相辅相成,口感尽在其中。

又比如肉骨茶Bak Guk Teh吧!它不只是一道本地人的美味佳肴,而是连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等人也都不肯错过的地道美食。两三年前MediaCorp 拉队,钟琴主持的一个寻根的节目,到汕头去探索潮式肉骨茶的起源,当地人说是从新加坡传过去的。肉骨茶是很新加坡、很本土的,跟早期来到新加坡,在码头和河畔跑船扛货当苦力的潮州人和福建人息息相关。台湾朋友回国,不忘买肉骨茶配料回台湾,依法炮制;香港朋友则更直接,问在哪儿可以吃得到最好吃的肉骨茶。我较偏好新加坡河畔的松发肉骨茶,可能跟成长的地缘有关吧?



新加坡河畔的松发肉骨茶,2012。摄影:李嘉媛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冒着热气、还有点烫手的嘟嘟糕,在牛车水广合源街和戏院横街的交界处,两毛钱十个。每当闻到嘟嘟糕所散发出的椰子与斑兰叶的新鲜香味,就会忍不住垂涎三尺。嘟嘟糕用的是很地道的本地食材,大叔舀起米粉,加上黄糖和椰子做成的馅料,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米粉,用一层纱布盖在模子上,放在特制的蒸屉,不到一会儿就蒸出了又白又嫩的糕点,铺在香蕉叶上,入口溶化,香气在嘴里流连。在那个淳朴的六七十年代,一辆三个轮子的人力车,吊着小喇叭,嘟嘟声中就喂食了一家人的温饱。

(陈健金老先生在牛车水卖嘟嘟糕的三轮车,养活一家人的温饱)

(嘟嘟糕的模具)

当年的美食都是由移民带过来,移民在新加坡住久了就本土化,成为本地人。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以我们的美食也很多元化。移民煮给移民吃,每一家对食物的处理和煮法都不一样,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讲起传统美食,免不了流口水。

美食馆中的传统街边美食相信会带给大家不一样,但是很愉快的经验。好像分成几层格子装食物上班的饭格啦,炒粿条的熟铁大锅和火炭炉啦,卖tok tok面敲着两片竹片传来tok tok声啦,马来人卖沙爹的小摊子和那把扇风的葵扇啦等等。看看曾经熟悉用过的厨具,大家对新加坡数十年来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应该会很有感触。我们走过的路,从路边摊到小贩中心到食阁,食物料理从私房菜的形式到外包,还有连锁店的经营方式,福南街牛肉面不在福南街,后港福建面也不在后港,瑞记鸡饭其实不是当年的瑞记鸡饭等,好像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可是又实实在在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炒粿条的熟铁大锅,粿条必须用Opah Leave打包才够香味

(传统的马来人沙爹地摊,沙爹源自印度)

置身于国家博物馆的美食馆内,为当年负责设计筹划的研究员的心意深深感动,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那个街边小贩的年代,但是很努力的在现代化的新加坡营造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博物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为访客找回当年的感觉。闭上眼睛,聆听所录制的声响,可以想象我们就像站在当年的黑街,当年的福南街、当年的牛车水,在人气中寻找美食,老人家回味,年轻朋友则走进父母,甚至祖父祖母生活的年代。

相关链接
从沙爹谈开去(Satay)
Sata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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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菜闲话家常

肉骨茶 爱心汤
肉骨茶

Friday, June 07, 2013

网中人 Cyber World

6月是个不安分的月份。如果说198964日发生在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镇压学生爱国民主的诉求,201361日可能是新加坡网民对言论自由感到失望难过的一天!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六一民主的哀悼可能对新加坡日后的人文与政治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媒体发展管理局(MDA)宣布从201361日起,密集报道新加坡新闻,并有一定本地浏览量的新闻网站,必须向政府申请执照,缴付5万元保证金,执照必须每年更新。MDA获得授权,可以引用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来对付违例者,罚款20万新元或监禁长达三年。

密集报道新加坡新闻”是指连续两个月每周平均发表一则关于新加坡的新闻与时事的报道,“一定本地浏览量”是指两个月内平均每月吸引至少5万个不同本地IP地址的点击。

MDA声明目前受影响的只有10个网站,包括新加坡报业控股(SPH)和新传媒(Media Corp)属下的九个网站,以及雅虎新加坡新闻网站。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先生(Dr Yaacob Ibrahim)在接受BBC访问时说:“我认为让民众读到正确的东西,对我们很重要。”(I think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ensure that they (ordinary Singaporeans) read the RIGHT thing.) 至于什么是“正确的东西”,根据什么原则与立场来衡量,还是政府说了算,他并没有进一步阐明,留下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以后可以“善加利用”。


(明哲保身,最好是: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照片来源:http://my.hupu.com/wyx99801/photo/p6157522.html)

民众强烈反对的声音可能出乎MDA意料之外。六四当天,雅国先生再度向媒体解释政府的立场,说这只是个“小调整”(merely a tweak),还尝试以新西兰也在考虑如何管制网络媒体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雅国先生讲话只讲一半,新西兰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的确也强调民主体制下人民必须对言行负责,这是任何一个成熟的国家的人民所应做的 RIGHT thing;雅国先生有意避开不提的是新西兰的网络审核组织是由志愿人士组成的独立个体,不附属于政府,因此也就去除了由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东西”这一大片灰色地带。


(新闻与资讯部长雅国先生向媒体阐述立场,但留下更多的谜团。The Straits Times, June 5, 2013)

MDA大费周章进一步搞网络管制,雅国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是外甥提灯笼,一切照旧:“I expect that the sites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s before. I hope that the activists who are today making this far-fetched claim will be honest enough to admit it when the time comes.’’


新加坡控制媒体的手法并不新颖,在政府引以为荣的许多个世界第一中,言论自由则是排名148位,跟强权国家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同级,比共产党专制的中国好一些。纵使如此,政府自有一方见解,并对此新加坡特色引以为荣,套句禅语,就是“取舍”,懂得什么该取,什么该舍。当更多人舍弃本地报章、电视和广播而选择电脑资讯后,政府的触须跟着“与时并进”,尝试夺取突破时空局限的互联网的控制权。由于SPHMedia Corp都在政府掌控之中,雅虎没有理由不跟着主流媒体的脚步以免被误会反政府,因此真正打击的应该是MDA进一步澄清,口口声声说不受新法令约束的个人博客

虽然雅国先生说个人博客不受约束,而且政府会“柔性”(soft touch)处理互联网事宜,但质疑的人多,相信的人少,因为政府可以在一夜间做点merely a tweak 的轻微调控,所谓的新闻网站就可以如选区划分一样,涵盖范围随时可以通过微调而由柔成刚,一觉醒来后个人博客一样可以莫名其妙地转型为受管制的网站。此行动就如广东人常说的“画公仔唔使画出肠”,华丽的包装只不过为了掩饰为自己日后铺路,加权加分以及更深层的政治含义。

有一则童话故事:狼来到小溪边,看见小羊正在那儿喝水。 狼想吃掉小羊,就找个理由说:“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 


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说:“您站在上游,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来的,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弄脏呢?”

狼想到另一个理由:“你这个坏家伙!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

可怜的小羊说道:“啊,亲爱的狼先生,去年我还没有生下来呢!”


狼不想再争辩了:“你这个小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说着就往小羊身上扑去,把小羊吃掉了。

这则故事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伊索寓言。2600年后,它换了另一个形式存在。沉默的一群可以选择像热水里的青蛙,调节自己来适应环境,依旧开开心心的在热锅里游泳,但有一天会被煮熟,像小羊一样被吃掉。更叫人忐忑不安的是,这样一道影响深远的法令,为什么没有经过国会辩论,便已经单方面实行,这么high-handed,这么明目张胆,甚至连明知在党鞭的约束下,一定获得通过的国会表决都没有?


(2600年前的伊索寓言,今天一样适用)

全面打击媒体的独立性的黑色厄运有迹可寻。1971年新加坡政府向南洋商报展开“黑色行动” Black Operation),内安局于197152日凌晨,逮捕了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李茂成家族掌管泛马来西亚日报pan-Malaysian daily)、总编辑仝道章和资深主笔李星可,隔天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也被捕。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谴责南洋商报立场亲共,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时往往报喜不报忧,挑起种族仇恨,渲染华语教育问题,损害新加坡利益。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政府后来才发现李茂成根本不懂中文。有关南洋商报对新加坡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指责,社长李友成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政府的各项指责,表示南洋商报要与政府据理力争,结果李友成本人也于1973 128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

接下来的十年间,华文报业的演变就如江河直落三千丈,新加坡政府在1974 年修订《报纸与印刷机法令》,规定所有报业公司必须改组为公众公司。当时的文化部长易润堂向国会提呈《报刊与印刷馆法案》,法案规定报社重组股权结构,彻底免除老板直接掌控报社的权力。

1975年新马南洋商报正式分家,19833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也纳入新加坡报业控股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新加坡中文报业从家族企业蜕变成上市公司,SPH则成为媒体业的霸主。

20031112日,当时的新闻与艺术部长,也是今天的SPH董事会主席李文献先生对Singapore Press Club 发表演说,阐述政府的立场,雅国先生的“read the RIGHT thing”其实是从这里取经:

Local media must not lose sight of its core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needs and to further ou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edia, with your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People can be swayed by what they see on TV or in the bold newspaper headlines. Your role is to inform and educate Singaporean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nation's overriding need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Hence our media policies are formulated to bring about a free and responsible media.
……
Singapore's media culture, as it stands, is based on the emphasis on factual accuracy and objectivity. Opinion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o be clearly made out as opinions. A bright line is to be drawn between reporting facts and voicing opinions. The media is cautioned not to sensationalise their stories or threaten nation building. The concern is probably even greater if the content is potentially inflammatory or offensive, such as racially or religiously offensive content.

洞悉了新加坡华文报业所经历过的白色恐怖,再回头看看坚持理想,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为后人传颂的晋朝人士陶渊明,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陶渊明也只能自叹“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在民主体系下,每个人都有选择个人理念的自由,也必须为个人的言行负责。但无论如何,还是必须先料理好基本的生活需求,才能坦然追求理想人生。一言堂的新加坡传媒的工作人士所面对的是个人生活局限以及如李文献先生、雅国先生和MDA所“晓以大义”的政治考量,由不得他们取舍,在民主社会中遭受到不民主的对待或许还不自知,是社会现实中被边缘化的一群。


(桃花源存在于现实中吗?图片来源:http://www.thewalllemur.com/《桃花源诗》-陶淵明/)

至于新加坡政府以“大无畏”的高姿态来对付网络媒体,是不是真的如前文所说的“与时并进”?MDA定义何谓“违禁资讯”(prohibited material),换言之就是非正确资讯(not the RIGHT thing): Prohibited material is material that is objectionable on the grounds of public interest, public morality, public order, public security, national harmony, or is otherwise prohibited by applicable Singapore laws. 基本上是重复李文献先生十年前的说法,笼统地包含了天底下所有可能出现的言论。如果宗教、种族是一贯的国家安全与和谐的敏感地带,叫人疑惑的是目前的两大法令“煽动法”(Sedition Act, Cap 290, 1985 Rev)和“维护宗教安全法” (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Act, Cap 167A, 2001 Rev)难道没有约束力吗?如果没有约束力,政府就不可能名正言顺的对24则越轨的博文发出警告了(一则牵涉到宗教,23则跟色情有关)。

不论网络中人被视为正也好,邪也罢,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已经对网民迈出“温柔”的第一步,有朝一日是否会以“没有基本改变”(no fundamental change)为由,一夜间自行修订MDA法令,以类似内安反恐的方式来对待民主体系下抒发己见的博客?


抽刀断水水更流,网络资讯能够封杀吗?人民的思考活动能够制止吗?

50年前政府把人民当作无法独立思考,不会判断是非的小孩,50年后还是把人民当成小孩!面对一个开倒车的民主社会,虽然想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无奈举杯销愁愁更愁,情到深处,不禁黯然神伤

Wednesday, June 05, 2013

FREE MY INTERNET, 还我网络自由


FREE MY INTERNET
还我网络自由

6.6
SILENT IS TO PROTECT MY RIGHT
以无声来争取应有的权利

Friday, May 31, 2013

千年结:婆罗浮屠与新加坡 (3 of 3)

发现婆罗浮屠证明了远在爪哇伊斯兰教化之前,古印度文明已经传入印尼,跟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僧人到印尼学梵文学佛学等不谋而合。公元五世纪初,东晋著名的僧人法显到印度学佛,从海路回国,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耶婆提(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法显记载“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到了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义静前往印度取经时,在室利佛逝(Sri Vijaya,又称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停留六个月,后来回国时他又路经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的室利佛逝,向佛逝国名僧请学。后来他又带领几位助手回到室利佛逝,抄写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本撰写国外亲身经历的著作。

义静对室利佛逝国的记载:“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可见当时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尼大国佛教已经十分发达,统治者也信仰佛教、提倡佛教。义静记载到过佛逝国的唐朝高僧还有交州僧人运期、高昌法师彼岸、智岸,晋州善行师者、洛阳智弘法师、荆州江陵无行阐师、襄州襄阳僧人法郎、以及僧人孟怀业、道宏、贞固等。

室利佛逝鼎盛数百年,在公元810世纪时达到巅峰,在唐宋年间常到中国进贡,后来被满者伯夷王朝取代。公元760年至830年是中爪哇夏连特拉王国(Shailendra)的鼎盛时期,都城就设在日惹,夏连特拉王国受到强大的邻国室利佛逝的影响而信仰佛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年间,当时夏连特拉王国经历过一场从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宗教革命,使得婆罗浮屠这个历时数十年才建成的宗教建筑与附近的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高平台与覆钵,似乎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结合体。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可能象征君主永远统治着这块领土的意愿。


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公元760年至830间。2012

(婆罗浮屠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2012)

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高平台与覆钵,与婆罗浮屠有许多相似之处。2012

不可忽略的是极具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常见于公元814世纪的爪哇寺庙的入口处,不论是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还是佛教建筑婆罗浮屠都有狮面守护神的踪迹。1926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凸纹面相造型,跟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2012)

至于婆罗浮屠是否纯粹属于佛教宗教仪式所用,各有各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轮回学说与及其延伸。古代专制的帝王几乎都相信灵魂不灭和转世轮回的学说,他们生前都会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墓,希望能够达到永生的境界,国秦陵(长生不老)、印度泰姬陵、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窟等都是例子,因此夏连特拉国王的骨灰可能藏在婆罗浮屠的某个角落。另一个说法是夏连特拉是“山的王国”的意思,山的能量无穷无尽,婆罗浮屠是一座佛山,也是帝王的象征,因此以它为领土的中心,国家便可以实行王权与神权一体的统治方式。

19071911年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由于婆罗浮屠是采用火山熔岩堆砌而成,石头表层有许多气孔,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没有水泥衔接,石质不够坚硬,容易倒塌,范艾乐集中在修复覆钵以及那些结构有明显缺陷的石块。二战以后,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援下,十五年内筹资2250万美元进行大规模维修工程(Save Borobudur)。IBM Indonesia也加入修复工程,将130万块石头的资料输入电脑,经过电脑分析与重新组合,同时加入排水系统,才顺利的在1983年恢复婆罗浮屠的旧貌。

(1908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前。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经历过这一场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专家们对婆罗浮屠的建筑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估计当年兴建时曾经动用了三万名石头切工,一万五千名搬运工,还有许多雕刻家,历时长达八十年。这些劳工很可能是来自附近村落的农民和兼职的艺术家,为了宗教而奉献了他们的劳力。所以婆罗浮屠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局限于它的体积,而是在某一个久远的年代,爪哇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与富有才华、勇于创新的人才。婆罗浮屠给我们讲述的古爪哇文明史远远超过爪哇历史能告诉我们关于婆罗浮屠的故事。

说回婆罗浮屠与新加坡之间的共同人物莱佛士。虽然莱佛士对新加坡和爪哇都有历史性的贡献,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怎么在乎,非但没有支付每年500英镑的退休金给莱佛士,还列出过去二十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病魔缠身的莱佛士追讨包括1819年来往新加坡与明古连间的花费,连同利息,总欠款额为22,272英镑。莱佛士逝世一年后,他的妻子苏菲雅才跟当局达成协议,一人一半,代死去的丈夫赔偿10,000英镑给东印度公司,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相关链接

Wednesday, May 29, 2013

In Sweden, Riots Put an Identity in Question

(Burned-out cars in the Stockholm suburb of Rinkeby last week after groups made up mostly of young immigrants rioted. Fredrik Sandberg/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Ms. Bromster rushed to the school, in the mostly immigrant district of Tensta, north of Stockholm, and found one room gutted by fire and another filled with ankle-deep water after firefighters had doused the flames. It was the second fire at the school in three days.

In Stockholm and other towns and cities last week, bands made up mostly of young immigrants set buildings and cars ablaze in a spasm of destructive rage rarely seen in a country proud of its normally tranquil, law-abiding ways.

The disturbances, with echoes of urban eruptions in France in 2005 and Britain in 2011, have pushed Sweden to the center of a heated debate across Europe about immigration and the tensions it causes in a time of deep economic malaise.

The riots, now subsiding, have produced less damage than the earlier ones in Paris and London, which also involved mostly immigrants. But the unrest has shaken Sweden, which has a reputation for welcoming immigrants and asylum seekers, including those fleeing violence in countries like Iraq, Somalia and Syria, and regularly ranks in surveys as one of the world’s happiest places.

“I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want to burn our school,” Ms. Bromster said. “I can’t understand it. Maybe they are not so happy with life.”

The riots are not unprecedented here. In 2008 and 2010, immigrant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in the southern port city of Malmo. But the past week’s arson attacks in Stockholm, the capital, and the spectacle of teenagers hurling stones at firefighters have left many Swedes wondering what went wrong in a society that has invested so heavily in helping the underprivileged.

While the violence was concentrated in relatively poor districts, most of their residents have been shielded from dire poverty by a welfare system that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xpansive, despite recent cutbacks.

Sweden’s center-right prime minister, Fredrik Reinfeldt, scornfully described the riots as “hooliganism,” while the Swedish Democrats, a far-right party, have seized on the violence to push their anti-immigrant stance and called for the deportation of nonnative Swedes who break the law. 

“This is not just a police issue,” said Jimmie Akesson, the party’s leader, but “a direct result of an irresponsible immigration policy that has created deep cracks in Swedish society.”

The left, which dominated Swedish politics for decades and devised the cradle-to-grave welfare system, has blamed reduced state benefits and a modest shift toward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unrest, pointing to an erosion of the country’s tolerant, egalitarian ethos. A recent report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ai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had grown faster in Sweden than in any other industrialized nation between 1985 and the end of the past decade, although it remains far more equal than most countries.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and the poor are getting poorer,” said Barbro Sorman, an activist of the opposition Left Party. “Sweden is starting to look like the U.S.A.”

But Stockholm’s immigrant enclaves, including Tensta and the nearby suburb of Husby, where the riots began May 19 after the police fatally shot a 69-year-old immigrant wielding a knife, show few outward signs of deprivation.

Created in the 1960s as part of a state building blitz to create a million new homes in a decade, Stockholm’s northern suburbs now offer well-tended parks, graceless but well-maintained public housing, well-equipped schools, youth centers, libraries and legions of social workers financed by the state.

Dejan Stankovic, the Serbian-born manager of a team of government youth workers that has joined parents and other volunteers on nightly street patrols, recalled a visit to the area by a group of mystified American social workers. “They said, ‘It is green and safe, so what is the problem?’ ”

One big problem is the lack of job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 is about 8 percent, but the rate is at least twice as high in immigrant areas and four times as high for those under 25. But, said Nima Sanandaji, a Kurdish-Swedish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on immigration who was born in Iran, remote areas in the north of Sweden have more people out of work, “but they are not throwing rocks and burning cars.”

Mr. Stankovic said he was sympathetic to immigrants’ complaints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job market. But, he added, many job seekers, particularly young men, had unrealistic demands and expected the state to find them work in their own neighborhoods.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aged from 20 to 22 who say, ‘I want a job, I want it now, and I want to stay here,’ ” he said. “This is their problem, but it becomes a government problem.”

Gabriel Bersham, a 17-year-old high school student born in Iraq, said: “Young people want to be heard but used to be ignored. Now what they say is being listened to.” But burning cars “is stupid and sad,” he said.

The anger of young immigrants has bewildered and alarmed elders in their communities. After the riot police were pulled off the streets late last week, older immigrants mounted their own effort to defuse tensions. “There is no excuse for this violence,” said Abdullah Ahmed, a teacher who emigrated from Somalia 23 years ago and now spends his nights walking the streets on the lookout for possible troublemakers.

The effort seems to be working, at least in Stockholm, where a few cars were incinerated over the weekend, down from about 50 last Tuesday. On Saturday night, the streets of Husby were quiet as young people gathered to watch a European championship soccer game on a big screen set up at the subway station.

Among immigrants, a wide generation gap exists regarding perceptions of life in Sweden. “Our parents say we should feel thankful,” said Rami al-Khamisi, a Husby youth activist whose family moved here from Iraq. “They feel thankful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lived through wars. But those of us who were born here have nothing to compare our lives with.”

Husby, Mr. Khamisi said, “looks nice on the outside, but inside it is not nice.” A first-year law student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who did not join in the rioting, Mr. Khamisi acknowledged that “Sweden has given me opportunities I didn’t have in Iraq,” but “I’m not treated the same as a white guy.”
“I feel discrimination all the time,” he said.

The recent violence has been a boon to the Swedish Democrats, the anti-immigration party. Opinion polls suggest the party is gaining in popularity, partly because of the indignation many Swedes feel about being called racists after accepting so many refugees. Immigrants and the Swedish-born children of immigrants make up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last year Sweden nearly doubled the number of asylum seekers it took in and became Europe’s primary destination for refugees from Syria.

Ms. Bromster, the school principal, whose 325 students are all from immigrant backgrounds, said families who had “escaped from terrible wars in Iraq and Syria” could not be expected to adapt easily to an entirely foreign environment. “They don’t get work, and they feel excluded from society,” she said.

But Michael Lundh, a former police officer, said, “Ordinary Swedes are sitting in front of their TVs and are getting very angry at pictures of immigrants throwing stones.” Mr. Lundh, who worked for years in an antiracism organization set up by Stieg Larsson, the author of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said, “I’m angry, too, but this is the only way they can get the attention of politicians and the media.”

Mr. Lundh, who visited areas affected by rioting last week, said that although he ha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relatively deprived districts, he “didn’t realize so many young people hate the police” and considered them racist.

陆秀琴‧幸福之国的裂痕(文章转载)

瑞典是我曾经短期旅居过的国家,对其风土人情及人文素质赞赏有加。不过任何幸福指标一旦管理不当,就会制造种种社会问题。

放眼世界,有许多相共之处,取长补短,引为借鉴。

(Riot in Stockholm, Sweden. Photo obtained from The Guardian, Thursday 23 May 2013)

原文:
陆秀琴,《马·星洲日报》国际新闻组组员
2013-05-29

过去一週,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暴力骚乱事件,数以百计汽车被烧,多所学校被纵火焚毁,还有参与骚乱的青少年投掷石块袭警,一时间爆发骚乱的郊区火光处处,蓄意破坏的事件越演越烈。这样的情景,戳破了世人一直以来对於瑞典和平、稳定的印象。

作为全球社会的“模范生"之一,瑞典今次爆发如此大规模的骚乱,的確让人大跌眼镜,但一方面也突显了当地社会过去所被忽略的矛盾和衝突加剧,並开始浮出水面。

爆发骚乱的地区,多为移民聚集的贫民区,导火线是一名持刀老翁遭警方击毙,引发警方滥权爭议,一发不可收拾。

相对於其他欧洲国家,瑞典向来奉行宽鬆的移民政策。统计显示,瑞典是欧洲拥最多外来移民的国家之一,外来人口佔约15%。为协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政府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社会福利上儘可能做到平等,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过於慷慨的移民政策,对瑞典的社会资源和福利政策造成庞大的负担。外来移民普遍上教育程度较低,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失业率偏高、贫富不均的问题,造成了移民族群的仇富心態。今次老翁被打死事件,就让移民族群有被“入侵"的感觉。

而当地民眾对移民亦怨气日深,有人將社会和治安问题的衍生归咎於移民,引起当地人反感和敌视心態,亦激化了双方对於就业和福利资源爭夺的矛盾。

曾入选全球十大幸福国家的瑞典,曾经是许多人心生嚮往的移民乐土,但今次的连串骚乱事件,却把这个虚幻的泡沫刺破。有舆论质疑,事件反映当局多年来的种族融合政策失败。

但我相信,愿意宽待移民和难民的国家,必会拿出办法修补社会的裂痕。要在两个族群之间取得平衡確实不易,如何促进双方的融合是对瑞典政府的考验,若能通过,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幸福之国。

Tuesday, May 28, 2013

千年结:婆罗浮屠与新加坡 (2 of 3)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一幀莱佛士的画像,它是一件复制品,原件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除了所展现的画中人那份书卷气与自信外,值得注意的是桌上的佛教文物,那些文物是莱佛士当爪哇总督期间,考究当地的文史民情的收藏品。


(莱佛士的画像,注意桌上的佛教文物)


莱佛士对爪哇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穿越爪哇岛,记录和当地居民的交流,收集爪哇的古文物。1814年在巡视三宝垄(Semarang)途中,当地人告诉他在Bumisegoro村庄附近丛林的深处沉睡着一座叫做婆罗浮屠(Borobodor,爪哇语拼写)的大佛塔。莱佛士本人没有发现这座佛塔,但基于对印尼这个自然与人文同在、年轻与古老并存的热带岛国的好奇心促使他相信当地土著所言,派遣荷兰工程师科尼(H. C. Cornellius)前往勘察。

科尼的勘察队找到一座“大山”,其实是被火山灰覆盖着的婆罗浮屠。为了避免佛寺继续受到侵蚀,莱佛士在爪哇展开第一项欧洲式的文物保护项目,科尼率领两百人,花了两个月清理整个环境,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往婆罗浮屠的小路,沉睡了整千年的古佛塔终于重见天日。


荷兰工程师科尼(H. C. Cornellius)让沉睡了整千年的古佛塔重见天日

当时科尼的工程团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修复随时可能坍塌的佛寺,只能点到为止,足以让信徒爬上第十层参拜。从一张1844年的照片可以看出荷兰殖民地政府允许当地人在佛塔最高层搭起凉棚卖茶水。1896年暹罗国王(Chulalongkorn)访问爪哇,还带了八车婆罗浮屠的雕刻品回国。直到1907年,荷兰开始重修婆罗浮屠,人们才真正重新认识这座千年建筑。


(1844年婆罗浮屠大佛塔上竟然建了卖茶水的凉亭。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几乎被火山灰湮没的婆罗浮屠的确和“火龙”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印尼是个饱受自然灾害的国家,五百多座火山分布在各个岛屿,单单爪哇便有超过二十座活火山。大家记忆犹新的2004年大海啸摧毁了班达亚齐(Banda Aceh),2010年印尼最活跃的莫拉皮火山(Mount Merapi)爆发,三十多万人受影响,莫拉皮火山就在婆罗浮屠三十公里外。估计在1006年,爪哇发生大地震,引起莫拉皮火山爆发,火山的熔岩覆盖了四周的村落,婆罗浮屠也不得幸免。

這一起不幸的事件却让婆罗浮屠躲过了随后八百年可能受到人为破坏这一劫,因为不久后,爪哇的佛教逐渐式微,印度教再度兴起,然后伊斯兰教势力维持至今。爪哇的佛教建筑已难得一见了。


婆罗浮屠的佛塔。2012

萊佛士在《爪哇史》中简单地提到婆罗浮屠,他认为Boro是附近一个村落的名字,Bodor则有古代的含义,因此Borobodor应该是指本地的古物。由于印尼和新加坡一样,没有古代历史记载,只是根据类似神话故事的传说,莱佛士可能是参考了1365年爪哇的游吟诗人所记载的《爪哇史颂》以及当地人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1365年伊斯兰教已经传入印尼,换句话说,印尼已经经历过印度教与佛教古文明,进入回教的时代。

也有学者认为婆罗浮屠既然是一个古印度的宗教建筑,它的名称应该跟古老的梵文有关,梵文中的婆罗指的是婆罗门教(
Brahma),浮屠指的是佛塔(Stupa),所以婆罗浮屠指的是婆罗门的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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