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17, 2019

当历史和瞬间相遇——河流、硕莪树、马兰诺人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12日

我们是八月上旬到的,四月份沐胶最热闹的祭海节已经过去一段日子。生活恢复日常。来不及见到马兰诺人节庆的繁盛,也许恰恰适合我们。对Y来说,为了解一种民族文化来做田野考察,做学问需要平静,甚至冷寂,从日常中去发掘文化的底蕴。 我们入住的拉敏达纳(Lamin Dana)在一个称为迪廉村(Tellian Village)的马兰诺聚落。从公路旁踅入,不到一公里。迪廉河缓缓流经整个村子,我们踏着架高的木板路,时有倾斜,摇晃,一颗心悬着,七拐八弯地,仿佛循着岁月的小径往回走。两旁都是锌版木屋,错落有致,一转角就是一道跨越河流的木桥。听不见流水声,偶尔一只小船“嘟嘟嘟”从木桥下驶过,不远处一两声慵懒的狗吠。时间,是搁浅在水草丛中的小舟。

(迪廉村(Tellian Village)的马兰诺聚落。)

拉敏达纳(Lamin Dana)是这个村子唯一的民宿,女主人就是土生土长的马兰诺人,长大后她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离乡到外地当记者。多次被派驻回乡采访,她开始意识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正在消失,于是动念返乡办民宿,希望借助旅游观光,向现代人介绍一个湮没着的传统,让族人认识存在的价值,自身也浸濡其间,希望那个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得以保存。 为了抵御外敌、躲避野兽和防备水灾,马兰诺人传统的住屋都是高脚屋,我们入住的民宿, 参照高屋格局建造,以锌板和硕莪叶子搭盖屋顶,两层楼房纯粹是木构建筑。没有装置冷气,在粘稠滞重的夏夜,风扇“咔咔咔”转动,呼呼呼猛吹着,从蒙纱的窗口挤进来丝丝热风。房间里一暗灯,就有不知名的小飞虫落在衣被,钻入肩颈,挠醒多年前乡居的日子。

(马兰诺人传统的住屋都是高脚屋,我们入住的民宿, 参照高屋格局建造。)

河流


不知道迪廉河到底多长。但肯定只是一条小河,无数道跨河的小木桥不过二三米。两个清晨我都起个大早,沿着村落的木板道四处溜达,在木桥上伫立,往返。远处还罩着淡青色的烟雾。手机拍下的画面,宁静,萧疏。初阳在遥远的丛林背后还待喷薄,天光水色一团迷蒙,混沌,犹如被晨露打湿的眼睫,半睁半闭,缱绻一场不愿苏醒的幽梦。

迪廉河流经平野,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河水是酽酽的浓茶色。白云,绿荫,房舍,木桥,倒映在深色如绸的河面,反倒格外鲜亮明晰。

(几乎是悄无声息的迪廉河。)

我们乘坐只能容纳四五人的小艇,溯流而上,去寻访野生的硕莪树,把舵的船夫随手一指——远处隐隐如烟的绿株,亭亭如椰如棕榈,那都是了。

(乘坐小艇去寻访野生的硕莪树。)

水面上一大串的木桐,一截一米多长,紧挨河边水草旁,如浮桥般沿河迤逦。船只驶近了看,木桐表层都凿了孔,以一条长绳贯连着。这些都是顺流运下来,贮存着,等待在作坊加工的硕莪桐。

作坊因此大都设在河畔,我们登岸参观:硕莪桐被斧头劈成小腿般粗大,再一截一截塞进搅碎机,轰隆声中碾碎成粉屑;加水混合后,经过一道道沟槽,使淀粉沉底,木屑浮上。浅褐色的木屑直接倾倒入河流里——怪不得迪廉河水如此浓酽,它沉积了多少世代的硕莪残渣,多少劳动的汗水!

(河畔作坊。)

沉底的淀粉收集后再经过多道工序,过滤处理,最后成为洁白如雪花,柔软如面团的硕莪粉。然后再交到另一些也设在河边的作坊,在粉末中掺入椰奶,米糠,以盐和糖调味,用特制的网状竹筛制成颗粒,在土灶上以柴火烘干,袋装成为可口的零食。

(过滤处理硕莪粉。

硕莪粉加料后制成颗粒。

(加工过程。)

不起眼的迪廉河悠悠流淌,承载着马兰诺人世代的劳作生活,河流以最廉宜,最实际的方式,运输,储存硕莪树桐,然后在河边加工,从树桐里分解出淀粉,成为哺育了一个民族的粮食。马兰诺人因此被称为“吃树的民族”。就连生产过程的渣滓,也简易地让河流清理了。

硕莪树


在砂拉越以硕莪为主食的,不只是马兰诺民族,以狩猎为生的唯一的游牧民族本南人也是。这和当地,特别是拉让江河口一带,主要是泥炭沼泽地有关,这种土地不适宜栽种稻米,硕莪树却能生长得滋荣茂盛。

我们的小船沿河而上,在村子范围,河里浸泡着硕莪树桐,河岸上硕莪粉正在加工,机器转动,柴火熊熊,烟气腾空 。离开村落,一驶进丛林,两岸树木横生的枝叶,织成覆盖小河的浓阴,小艇的摩多声撕开了亘古的宁静。触目都是高低参差,外形酷似棕榈的,野生的硕莪树。

硕莪树学名:Metroxylon sagu,又名西谷椰子 、西密棕、西米椰子,属棕榈科西谷椰属。是一种原生于东南亚马来群岛的植物。在砂拉越硕莪产地主要集中在中部至北部,比如沐胶、乌也、达叻一带,这些地方正是马兰诺族聚居处。早年马兰诺族不吃饭,以硕莪粉冲泡成糊状作为主食,或吃硕莪粉制成的点心和饼干等,祭拜活动中常见硕莪的影子;传统舞蹈中,也少不了硕莪加工劳作的舞步。

根据资料:自19世纪初叶,产自沐胶(Mukah)、乌也(Oya)、和拉浪(Rejang)这些马兰诺地区的硕莪,大都运到新加坡加工,再出口到印度和欧洲。硕莪成为当时新加坡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昔日的牛车水就曾有街巷以“硕莪”(sago)为名。

当我们被野生的硕莪林环抱,面对一株被放倒,比身躯还大、浑圆的,已被断成多截的硕莪树,不禁驰想,远隔重洋的两地,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样的交集?那一截截树桐,流出迪廉河,渡过南中国海,我们先祖的手,是不是就如此刻河畔作坊那些工人的劳作一样,把“树”变成粮食,维持了自己,也维持着他人的生计?当历史和此刻瞬间相遇,我们来寻访的,岂仅是一株野外的硕莪树?

(硕莪树。)

“啊!”有人惊呼——只见船夫正从绵腐的树头,挖掘出一只只大大小小的硕莪虫,咖啡色发亮的头,深乳色的身躯,混杂在纤维丝中蠕动着。

就连虫,也是硕莪对这个民族的赐予,生吃,或者油炸,硕莪虫都作为马兰诺人的风味食品之一,还富含完全不被污染的蛋白质。

(硕莪虫。)

(硕莪虫都作为马兰诺人的风味食品之一。)

马兰诺人


马兰诺族(Melanau)是最早期居住在砂拉越的民族之一, 是砂州第五大民族。在沐胶(Mukah)发源。远在1853年前,他们就已定居在甘榜南甲(Kampung Nangka)的长屋里。马兰诺人崇拜泛神灵,他们相信生命与环境是一体的,原来信仰Liko(河族)。现今多半为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回教徒。

马兰诺族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结合各国古代文献对马兰诺王朝零碎的记录及民间传说,马兰诺王朝是婆罗洲岛最古老的王朝,于11世纪期间壮大,并于15世纪走向没落。马兰诺王朝覆灭之后,长期沦为被殖民统治的一方,马兰诺人渐渐失去他们的信仰习俗,语言文化,甚至是身分认同。

尽管马兰诺王朝在15世纪走向没落,社会上依然奉行等级制度,划分为皇族、贵族、自由人和奴隶。马兰诺族群里隐藏着一种复杂的传统式计算法,来区别一个家庭的阶级,他们以“比古”(Pikul)为单位。分为五、七、九、十二、十五“比古”。 五、七“比古”是自由人;九、十二、十五“比古”属于贵族阶级;十五以上就是皇族,而 五Betirih(Dipen gak luer)以下则为奴隶。我们参观村子里的Sapan Puloh迷你马兰诺博物馆时,馆主解释说:“‘比古’(Pikul)指的是腰刀上的弯曲,弯曲越多,社会阶层越高级。”但也有资料说Pikul是指计量单位,一Pikul大约等于60kg铜的重量。

我们入住的拉敏达纳(Lamin Dana)民宿的主人戴安娜.罗丝(Diana Rose), 她的身分非常特殊,她是皇族后裔最后一代人。不过她极少向别人提起她的身分,因为过去的奴隶制曾是历史上黑暗的一幕。

在沐胶市区,以及在迪廉村落里,我们看见不少于三支高高矗立的柱子,以砂拉越闻名的铁木(Kayu belian ,学名Eusideroxylon zwageri) 制成,这就是所谓的“Jerunei”柱子。当一个皇室成员去世时,他的遗体并不直接埋葬,而是等尸体腐烂后,才把骨头收集在瓮中,再将瓮放置入“Jerunei”里。这时,一对介于12、3岁的男女奴隶将被殉葬,男奴隶会被抛进坑里,女奴隶则被吊在“Jerunai”柱上,让她活活饿死。根据传统,陪葬的男女奴隶会成为死者在往生世界的护卫和侍者。

我们在观看村落里的一支“Jerunai”柱时,在靠近土地的部位,有着许多刀砍的痕迹,据说那是奴隶的家人,不堪孩子被残忍杀害,以刀砍发泄胸中的愤怒!

(“Jerunai”柱靠近土地的部位,有着许多刀砍的痕迹。)

这种极不人道的殉葬制度,在文莱王国把砂拉越交给白人布洛克家族(Brooke Family)管理时,第二代拉惹Charles Brooke(1868年)将它结束。

光亮背后总有阴影,伴随着历史的辉煌,必有不忍直视的黑暗!

而对于在迪廉村落里,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者,河流、硕莪,谱写着他们的生命之歌。他们也许没有意料到,平静的生活,竟会闯入许多窥探者。时光,就如她们烘焙硕莪颗粒的袅袅烟气,他们总是回报温厚的笑意,既透露了清苦,也满怀着坦荡。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德光岛拼图 Pulau Tekong - piecing together the jigsaw puzzle

现在的德光岛是个军人受训的地方,闲人免进。从前的德光岛则是民居,有大德光岛和小德光岛之分。

过去人们口中的德光岛,指的是大德光岛。德光岛跟樟宜之间有一座名为Pulau Sajahat的小岛。由于岛上有炮台,当年的华校生称之为炮台岛,德光岛的村民称Pulau Sajahat 为缎公屿。

炮台岛上没有人烟,没有水电,我们从新加坡本岛带水、食粮和大光灯到没有外人干扰的小岛上过夜,度过促膝谈心的年轻岁月。

1970年代起,德光岛已经被征用为军事训练场地,1987年最后一批岛民搬迁,只留下“故乡”的回忆。这个“海外”的军事地区,一般人无法登陆,只好魂萦故乡了。

21世纪,三个岛屿填土“合并”为一个德光岛,德光岛“长大”了。

去年听莫缕勇、吕玩标、吕玩俊谈德光岛,提供了不同的线索,让我有机会重组德光岛的拼图,印象渐趋完整。


(大德光岛望过去炮台岛和小德光岛。1982)


小德光岛Pulau Tekong Kechil


小德光岛面积 1.5平方公里,约等于210个足球场。客家人称小德光岛为“伯公kiji”,潮州人则简化些,叫“kiji”。吕玩标根据他12岁的记忆,只有一条没有路名的沿海道路环绕全岛。居民住在沿路的甘榜,靠捕鱼为生。马来人和华人捕鱼的方式不一样,马来人或用帆船,或坐在舢板上垂钓,华人捕鱼则用奎笼围网。岛的中央地势较高,种植树胶和野菜,少数马来人从事割胶,野菜野果则多到吃不完,居民各取所需,较特殊的野果有波罗蜜(nangka)、尖不辣(cempedak)等。


(大德光岛与小德光岛,1981。图片来源:莫缕勇)

岛上的华人和马来人各一半,华人以潮州人为主。现在我们统称来自马来群岛的住民为马来人,其实马来人有不同的“方言族群”,居住在小德光岛上的是武吉士人(Bugis),语言跟马来话不一样。比方说,吃的马来语为“makan”,武吉士语则为“ monday”。

在Kampong Batu Gajah搭建茅屋居住的多数是渔夫。这里地势平坦,退潮时可以走得很远。Kampong Todak的马来人较多,由于地势像尖嘴鱼(ikan todak)的尖嘴,所以称为Todak。Ikan todak可能是马来纪年中在丹绒巴葛以芭蕉茎消灭剑鱼的故事中的剑鱼

由于小德光岛上没有学校,小孩上学必须从渡头乘船到大德光岛实拉宾村(Kampong Salabin),大人和小孩的收费分别为一毛和五分钱。吕玩标上的是爱华学校,校舍成为后来大德光岛上的联络所。

小德光岛原为柔佛苏丹的土地(1878-1951),律师Philips Hoalim以$65,000从苏丹手中买下岛屿,居民必须搬迁。[1], [2]

小德光岛的“马来”居民迁徙至大德光岛的Kampong Ladang (Kampong Bahru),潮州人到Kampong Seminei, 少数搬迁至Kampong Batu Koyok。

Philips Hoalim在岛的西部建设了海滨别墅和码头。当了17年岛主后,政府于1968年强行回收土地,1971年以$67,500作为赔偿。显然这笔数目是根据当年的买价来推算的。


(小德光岛西部,Philips Hoalim的海滨别墅和码头清晰可见,1973。图片来源:莫缕勇)

Philips Hoalim对赔偿额深感不满,他以市价值$125万为由,跟政府打官司,一路打到上诉庭。1977年,负责审理的朱星法官(Choor Singh)裁定,任何富豪当起岛主,都会建立别墅招待朋友。根据1968年的市值,这栋别墅为$15万,岛上的土地为每英亩$4,000,连这些年的利率计算在内,政府应该赔偿$1,022,000。[3]

当年政府在新加坡本岛以低廉的价格强行收购土地,一般平民没有资源与能力跟政府打官司,只好忍气吞声。Philips Hoalim财雄势厚,一场官司打了六年,最终获得合理赔偿,这应该属于少数“成功”的例子。打赢官司时,Philips Hoalim已经83岁了。


大德光岛Pulau Tekong


从前的大德光岛的译名为“浮罗德港”,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为小德光岛的16倍。

吕玩俊记忆中,岛上的实拉宾村、Kampong Permatang和Kampong Pasir Merah的居民都跟柔佛有联系,有一群人来往于德光岛与柔佛河之间,不过不跟其他岛民交谈。 Kampong Sungei Belang和 Kampong Sanyongkong 是养猪的地方,俗称猪寮下。居住在岛中央橡胶园,从事种植业的多数是客家人。


(德光岛地处柔佛河的出口处)


(Kampong Permatang)


由于德光岛位于柔佛河口的交通要道,据说四百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柔佛居民往来德光岛乃“传统习俗”,德光岛除了有他们的亲人外,也是做买卖的地方。退潮的时候,他们沿着柔佛河划船下来德光岛,涨潮时再划船回去。顺着潮汐川行起来省时省力,类似“千里江陵一日还”。后来居民的小船装上摩多,小电船乘风破浪,摆脱自然界的局限,不需要再像往日那样等候潮起潮落了。


(德光岛上的药房,1951。图片来源:NAS)

德光岛上的“马来人”多数为傍海为生的海人,至于实拉宾村旁的Kampong Pahang的马来人,则为马来王族后裔,多年来岛民都公认他们为村长。从中国南来的潮州人和客家人陆续移居到德光岛,陈嘉庚在岛上的缶窑村设立砖厂制砖,卢姓商人则创建陶器厂,生产花盆及大水缸。德光岛水缸黑色不上釉,陶窑使用到1970年代。

1971年左右,岛民约四千人,华人与马来人的比例为60:40。

图表:1971年的德光岛居民分布
村落
居民人数
华人
马来人
Kampong Salabin
789
574
215
Kampong Permatang
253
81
172
Kampong Pasir Merah
103
45
58
Kampong Unum
240
131
109
Kampong Sungai Belang
90
90
0
Kampong Ayer Samak
116
116
0
Kampong Pasir
119
68
51
Kampong Pengkalan Pakau
205
100
105
Kampong Sanyongkong Parit
281
210
71
Kampong Sanyongkong
205
141
64
Kampong Batu Koyok
232
171
61
Kampong Ladang
222
85
137
Kampong Seminei
337
330
7
Kampong Pahang
663
34
629
Chia Tong Quah Estate
161
161
0
总数
4,016
2,337
1679
(资料来源:莫缕勇,《“图说”德光岛》讲座,2018年7月21日。当时岛上有3名印度人,并没有包括在此表内)

1964年种族暴动,村长东姑阿末掌控大局,岛民都相安无事。东姑阿末包山包海,为岛民谋福利,连做登记都由他负责。东姑阿末去世时,从Kampong Pahang 到实拉宾村都有华人夹道,送他最后一程。

马印对抗期间,印尼突击队在哥打丁宜登陆,德光岛成为第一防线,由数名澳洲军和马来西亚的马来军团驻守。晚上,澳洲军到实拉宾村喝酒解闷,无形中带旺了咖啡店。


(实拉宾村 Kampong Salabin。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话史德光岛与天降佛堂太阳公庙》追述Kampong Pahang(彭亨村)马来王族的来源[4]:

1857年彭亨亲王驾崩,长子Tun Mutahir 继位,将兴楼与关丹地区交由弟弟Tun Ahmad管辖,导致兄弟阋墙。Tun Ahmad率领随从逃亡到新加坡,时任新加坡总督(Sir Edmund Augustus Blundell)允许他在德光岛居住。长达6年的内战,使到彭亨遍地烽火,部分马来人举家乘小船从海路来到德光岛建立了家园,把他们建立的聚落称为彭亨村。Tun Ahmad卧薪尝胆,1863年在登嘉楼苏丹的协助下,击败大哥,成为彭亨的首相,日后成为彭亨苏丹。


我的德光岛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我念中三的时候跟同学去德光岛海边露营,退潮时沙地平坦,往外走了400米,水深只到小腿,约一公里处则有艘轮船停泊。我们使用的水井是马来居民的。他们不论男女都在井边沐浴,不介意我们侵占地盘,甚至使用他们的资源,就是完全不跟我们交谈。估计我们海边露营的地方应该是Kampong Permatang。

浅滩的海产相当丰富,红色的小花蟹和江鱼仔是最常见的,至于海星、各种颜色的水母、鲎鱼(Horseshoe crab)则是新加坡本岛难得一见的。我们用手捞起水母,并不觉得痕痒、恶心、疼痛,也没有长红疹。

鲎鱼又称“马蹄蟹”、“夫妻鱼”,原来四亿多年前鲎鱼出现后,至今仍然保留古老的样貌,所以也被称为“活化石”。鲎鱼的身体明显的分为三部分:最大的是头胸部,然后是分节的腹部,再下边是长长的尖尾刺。

我们在浅滩上用手捞起的鲎鱼是一对的,原来它们一旦结为夫妻便形影不离,肥大的雌鲎背着瘦小的老公到处去。我们好奇的强硬将它们分开,在腹部分节处每轻刺一下,它们便会抽搐一阵子,玩了一阵子后才将它们放回水中。如今回想起来,对于少年时的行为倒有些罪恶感。

40年前跟Singapore Polytechnic中文协会的朋友到德光岛露营时,还可见到岛上英军留下的炮台。我们住在英军留下来的营房,墙壁上涂鸦着“红色”词语,如毛主席万岁、集体主义好等。

有一位名叫陈发祺(Tan Huat Chye)的同学为德光岛居民,我们都叫他“Tekong”。“Tekong”住在勿洛亲戚家,每天乘坐2号巴士到美芝路(Beach Road)转乘209号上学,周末才回德光岛老家。他表示德光岛上没有中学,他从中学时期就已经过着本岛外岛的生活,早就已经习惯了。

30多年前在岛上服兵役,出任后备军人的教官,黄昏过后的日子很难打发,多数人都集中在餐厅看电视闲聊,打发时光。在餐厅卖饮料的年轻女子年约二十,爱穿白色无袖汗衫和绿色裙子,大伙都围着她搭讪。有时候被调戏后,她会故意板起脸孔,不过当大家嘻皮笑脸地买饮料赔罪的时候,她就会露出如花的笑颜,迷倒众生。类似的情节每晚都重复着,大家娱人自娱,等待新的一天。


(德光岛上的头颈石 Batu Berlaher, 1982)

此外,就是到岛上捡榴梿和探险了。重看头颈石、“凯旋门”、红树林等照片,估计那里就是Tanjong Batu Koyok。


(德光岛上的红树林,1982)


(德光岛上的“凯旋门”,1982)

当时来回德光岛可以乘坐RPL,在樟宜的突击营旁上下船。RPL速度慢,一趟费时45分钟,我们都可免则免,选择在樟宜尾渡头花费$1.50,乘搭只需25分钟的渡轮(bumboat),它们跟现在来往乌敏岛的渡轮是一样的。

21世纪,我重回德光岛面试那些申请成为职业军人的新兵时,德光岛已经面目全非了。


(乘坐RPL来往德光岛。图片来源:NAS)

至于我过去所了解的岛民庆祝“大伯公”诞辰,吕玩俊称为“缎伯公”。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的缎伯公诞,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同胞也会庆祝,由此推断拜祭缎伯公的习俗可能源自马来人。岛民认为缎伯公就是600年前跟葡萄牙人开战,自杀身亡的亚齐战士首领。他化身为圣石,以伯公的身份出现,成为水手的守护神,保护水手们安全行船,一路顺风。

庆祝神诞时,岛民会到炮台岛(缎公屿)“邀请”伯公过岛看潮州戏。酬神戏十分热闹,樟宜尾的小贩都过岛赚外快,顺便多赚些钱过年。庙会的日子不只岛民有口福,柔佛河畔的居民也过来凑热闹。

以前演酬神戏,潮州戏跟客家人的汉剧打对台。为了打击对方,双方都派人透过戏台的木板缝隙刺伤对方艺人的脚板。战后客家人的种植业不赚钱,只剩潮州大戏。吕玩俊表示1949年的捐款簿记载了来自哥打丁宜、新打山(乌敏岛)和后港的捐款,真是四海一家亲。

1986年,德光岛上演最后一场酬神戏后,岛民搬迁,庙宇也搬迁到勿洛。

勿洛北四道(Bedok North Avenue 4)的德光岛联合庙由五间原德光岛的庙宇组成,目前活跃的只有客家人的太阳宫庙(原址 Kampong Permatang)和潮州缎伯公庙,却因搭棚庆祝缎伯公诞辰引起联合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已经进入司法程序。[5],[6] 客家和潮州帮打对台的旧史是否重演?


(勿洛北四道的德光岛联合庙)

附记:德光岛的地方名称
Batu Gajah:象石
Todak: Ikan todak尖嘴鱼
Ladang:荒野
Bahru:新的
Koyok:石灰,石膏
Permatang:田埂、坎、垄
Pasir Merah:红沙滩
Sungei Belang:条纹状的河流

主要参考资料
[1] “Tekong Kechil award: Appeal hearing begins”, The Straits Times, 21 November 1974, Page 17
[2] “Judgment reserved in Tekong Kechil appeal”, The Straits Times, 22 November 1974, Page 9
[3] “Lawyer will now get $1,022,000 for that isle”, The Straits Times, 16 August 1977, Page 8
[4] 何金煌,《话史德光岛与天降佛堂太阳公庙》,1993,ISBN 9789810044374
[5] 陈可扬,罗妙婷,“庙宇三次搭棚 两次遭人拆除”,《联合晚报》2018年2月5日
[6] "2 temples on shared site clash again in court",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5, 2019


相关链接

Friday, September 06, 2019

拥抱新中潮汕情的古老臂弯:粤东第一大港樟林港

原文“拥抱新中潮汕情的古老臂弯:粤东第一大港樟林港”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8月8日。

我的小学同学多数居住在新加坡河李德桥两岸的店屋,一楼是囤积着米粮的货仓,楼上为“72家房客”。民间称这里为柴船头,俗称红头船的大䑩在河面停泊,船头鱼眼睛部分油上红漆,取义认路回航。好些同学的父辈当掌舵的大橹或穿梭于河岸间的苦力,跟着大䑩生活一辈子。

李德桥俗称马六甲桥,两百年前马六甲人在桥边安家,白天开辟禁山(福康宁山),晚上回到甘榜马六甲住宿,形成柴船头的第一个村落。附近的奥马回教堂就是富商阿裕尼为他们兴建的。


(李德桥附近的奥马回教堂是甘榜马六甲过度到柴船头的最佳见证者。)

夜间在李德桥上走过,潮州说书人点燃线香,坐在点着土灯的木箱子旁为苦力讲古。这些线香特别幼细,晚风吹拂下不消一刻钟就烧完了。偏偏每到这时候,故事都进入高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听得入神,不介意付点小费听下去。

李德桥见证过沉重的猪仔岁月。庄钦永《新加坡华人史论丛》和吴新慧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河畔沧桑·可歌可泣”,将时光倒流至19世纪末。当时汕头有人指责河畔的怡记号猪仔馆以新加坡为基地,把被绑架的亲属转运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苏门答腊华工满意当地的生活。由于怡记号早已臭名昭彰,不排除华工可能受黑势力威胁或其他原因而向华民护卫司撒谎。百年前怡记号关闭,人口买卖活动终告一段落。

虽然我不是潮州人,但对河上陪伴着昔日老友长大的红头船始终有股莫名的感情。在深圳登上时速200公里的高铁抵达潮汕,然后驱车前往澄海樟林古港,寻找拥抱新中潮汕情的古老臂弯。


潮州红头船出洋发源地


从前交通不便,从内陆地区如揭阳到樟林港,必须拎着行装,翻山越岭走好几天路才能乘船下南洋。如今车子向前奔驰,窗外景物往后倒退,空气中仿佛回荡着新加坡潮州节,小女生吟唱的思乡谣:
“红头船,载我漂泊到他乡。离家千里,我内心有无限牵挂。怀念那功夫茶,红炉火炭。甲一撮厝边头尾,闲聊阿伯。听一听大锣鼓,唱五娘陈三。悠悠个乡情,我心在潮汕。故乡是潮汕。我根在潮汕。”
南宋时期的泉州港,元明时期的漳州月港,以及清朝中叶的樟林港,曾经是古代海上丝路的启航点。19世纪中叶,汕头开辟为蒸汽轮船的通商口岸,结束樟林港的海运枢纽地位。如今的樟林更像个内陆镇乡,出海口早已填平,建立起楼房了。


(澄海樟林古港河岸新景观。)

樟林原本是个濒海小镇,出于对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的需求,发展成帆樯云集,风光一个多世纪的“粤东第一大港”。鼎盛时期,澄海的税收达广东省的五分之一。19世纪在新加坡独霸一方的潮人,譬如应天猛公之邀,过海开发新山的陈开顺(潮安)、甘蜜商陈旭年(潮州府)、帮会首领蔡茂春(潮州府)、甘蜜大王佘有进(澄海)、黄梨大王林义顺的先辈(澄海)等人,相信就是在这个红头船基地出海的。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和端蒙学堂的创建跟樟林港关系密切。

至于掀起樟林港红头船下南洋的浪潮,可追溯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合法化之后,地处韩江河海交界的樟林港因此得福。乾隆年间,福建潮州沿海地区缺粮,商人领取合法牌照,前往暹罗(泰国)采购大米和木材 ,促进潮汕贸易和海外移民的发展。在樟林港乘坐买米的红头船,趁机寻找出路的人士,估计有百分之七十在泰国安顿下来,其他人则到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地。

这些“翘首高舷,备大桅樯三具” 的大帆船,多数在暹罗建造。根据陆集源的记述(《汕头特区晚报》2008年3月2日),19世纪初,暹罗的造船价为每吨15元,广东的价格约1.4倍,福建约两倍。品质方面,清朝蓝鼎元《鹿洲集》写道:“番山(暹罗)木料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麻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值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的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余。”


樟林港跟本地的渊源


我们在天后宫遇到当地土生土长的林老,跟我们细说从前。樟林古港的天后宫兴建于乾隆年间,水手与过番客依照习俗,远航前必先到天后宫膜拜。随着古港衰落,当地居民的信仰跟着改变,倒是海外的潮州同乡会依然铭记着古港妈祖庇佑的恩德,经常组团回来祭祀。


(樟林古港天后宫的门神是两位衣衫飘飘,典雅端穆的古代仕女。)

除了天后宫,樟林古港曾经有另一座明末清初的古刹水仙庵。樟林古八景记述:“水仙宫前,港口在望,渔舟千艘,结队归来,帆樯如织,顺风合流,疾若闪电,立身宫前遥望,景致十分有趣。”现在的水仙古寺是近年来在仅存一口古井的故址重建的。

天后宫和水仙庵所供奉的都是海上保护神。水仙庵供奉的水仙尊王,也就是水神,乃当地的守护神。由于清朝提倡妈祖,结果将水仙尊王冷落了。

追溯起来,这些海上保护神跟先民来到新加坡登陆的老地方息息相关。

粤海清庙于19世纪初由潮州人筹资倡建,供奉的第一位神灵就是妈祖。 “未上红头船,先拜妈祖娘”的信仰显然是传承自樟林港天后宫的习俗。

至于新加坡河畔消失的老地标水仙门,一般认为这个地名跟福建同安水仙宫和厦门水仙宫相关。虽然樟林港水仙庵的历史不比南宋时期已经建庙的同安水仙宫悠久,但早年新加坡河的驳船货仓多由潮州和福建人经营,先民将家乡文化带到本地,以“水仙门”这个共拥的地名来形容登陆的口岸亦属情理之中。水仙门前,海口在望,驳船千艘,川流不息,不就是清河前繁忙的景观吗?


(由于泉州、厦门和樟林港都有水仙庙宇,新加坡河畔“水仙门”的名称可能源自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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