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6, 2019

将冰山劈开

2019年5月10日,Jeff Goodell在国家博物馆黑箱剧场的演说 “The water will come”,谈论的是十年前只有小猫三几只听他发表的课题。十年后的今天,套Jeff Goodell的一句话:“这是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课题,只有特朗普不相信地球暖化。”


(Jeff Goodell: 近五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上的小红点已经变成红海。)

Jeff Goodell是美国人,他的演说离不开他所熟悉的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抵御迈阿密(Miami)和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Norfolk)的海平面上升,城市正面临气温变化所带来的大灾难。

Jeff Goodell的《The water will come》书中,谈到湄公河三角洲和孟加拉的稻田已经受到海盐的破坏;若海平面继续上升,许多岛屿国家将被海水淹过而不复存在。


(南极冰川在消失中: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


(2019年3月2日与3月6日,五天前后的南极卫星图。右图显示冰山裂开后漂流。)

雅加达沉没


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估计30年后(2050年),全世界将会有两亿名“气候难民”。荷兰、马尔代夫、孟加拉等地的国民最可能首当其冲。不丹号称最快乐的国家,冰川占不丹总面积的10%,主要位于北部的高山地区。这些冰川是不丹河流重要的可再生水资源的源头,万一冰川蓝湖决堤,很可能随时引起不丹洪水暴发,就像一场无声的海啸,威胁到生活在下游的所有居民。

印尼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首都雅加达。雅加达坐落在沼泽地上,目前正在以每年1-15厘米的速度下降,几乎一半地区已经处于海平面以下。雅加达沉没不再是天方夜谭。

过去10年里,北雅加达地面下降了2.5米,平均速度为每年25厘米。部分地区目前还在以此速度继续下沉,这是全球沿海大城市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雅加达其他地区也在下沉,但速度较慢:西部每年下沉15厘米,东部每年下降10厘米,中部每年2厘米,南部仅1厘米。

过去20年间,安德烈亚斯(Heri Andreas)一直在研究雅加达的地面沉降问题。按照他的推测,这座承载着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全世界地面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2050年的北雅加达95%的地区将被淹没。

雅加达下沉的原因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部分是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用于城市居民的饮用、冲凉与其他日常所需。雅加达多数地区的自来水都不可靠或不能用,居民只好从地下深处的含水层中抽水使用。但下水被抽出时,它上面的土地跟着下降,导致地面下沉。

挽救的方法不是没有,但必须投资400亿美元来建筑32公里的海堤和17个人工岛屿。[1]

如果将首都搬迁至婆罗洲(加里曼丹),首都的人口将会跟着迁徙,下层的速度便可缓解。随着印尼总统佐科蝉联执政,相信迁都大业将是重要决策之一。


冰山一角


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随着气候变化,暖流将冰山劈开破裂后消融,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越南、印尼、日本等,当然还有新加坡。近10%的全球人口就住在海拔不到10公尺的地方。


(将冰山劈开: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


(冰山列成小片融化,造成全球水位上升。)

新加坡属于低洼岛屿,大部分地区海拔15公尺,30%则不到海拔5公尺。因此,海平面上升及降雨更频密无疑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

1975年至2009年,新加坡海峡的海平面每年上升1.2毫米至1.7毫米。据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每天平均气温预计将增加1.4至4.6摄氏度,海平面则预计上升25公分至76公分。

少于1米的海平面上升对新加坡的影响大吗?

1974年2月9日,天空没有降雨,但异常的天文现象使到本地的海潮高涨达3.9米,超过平时的一倍。新加坡变成沼泽国,新加坡河附近的地区全都淹水,商店和货仓的白米、椰子、柑橘都浸在水中,樟宜的海岸线藏在1.5米的海水下,海浪变得更大更强地冲击着海岸,低洼地区变成“泳池”,西部和北部的红树林都被淹盖。[2]


(1974年的海水高涨,许多沿海地区都淹水,大坡桥南路也不例外。图片来源:NAS)

荷兰有一半地区的海拔低于1米,四分之一地区甚至低于海平面,使用堤坝来保护低地。荷兰的历史就是不断抽水,与海洋争地的历史,只有不断把水抽到堤坝外,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新加坡打造中央蓄水池时,荷兰的堤坝专家亦参与项目,海墙技术派上用场。或许日后世界各地对堤坝的需求量更高时,荷兰可以重振昔日东印度公司的辉煌了。

冰川持续融化对新加坡的海运生命线冲击严峻。目前北极的冰天雪地正在缩水,想象一下30年后轮船改行北极新航线,本地海港吞吐量骤降的情景!


(中央蓄水池:滨海堤坝将海水和淡水分开,堤坝使用的是荷兰的技术。)


“海上浮城”


2012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年展,越南艺术家以地球暖化为题材,设计未来的浮动村庄。当时访客的一般反应是:造型美观,但不觉得有特别关注的必要。


(2011年新加坡双年展(Singapore Biennale):越南艺术家 Tiffany Chung的海上城市。)

关于浮岛,我在茵莱湖见识过两种浮岛:天然浮岛和人工浮岛,它们都是漂浮在水上的土地,可以像船那样到处划动,因此使用插入湖底的竹篱笆来固定位置,有的岛中央还盖起轻便的房屋。这些浮岛的面积大小不等,形成罕见的“浮岛村落”和“浮岛农业”,大浮岛上开出一块块细长的农田,种植番茄、黄瓜、豆角等作物,收成后运往缅甸各地。

(穿梭于浮岛间。)

十多年前我在国防部工作的时候,见识过美国海军对外公开的深海浮动基地的概念。当时在给资深军官上课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海上浮动城市与防卫的挑战,不过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浮动城市的可能性。未几,新加坡出现小型浮动舞台,成为国庆检阅礼的亮点。


(深海浮动基地 Joint mobile offshore base.)

法属波利尼西亚(French Polynesia)位于太平洋中部,由118个岛屿构成。当地政府与美国的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签署协议,计划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附近建造世界上首个漂浮城市。波利尼西亚荷兰工程公司 Deltasync 的可行性报告建议:首座浮动城市将由 11 个矩形和五边形平台组成,每个平台长度为 50 米,厚度也为 50 米,以便保护建筑物和居民。浮动城市的特色是水产养殖、医疗保健、和可持续能源。浮动城市的平台将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可支撑三层及其以下建筑上百年。首批入住居民将为 250 至 300 人。[3]


(Seasteading Institute 拟议的浮动城市。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虽然此计划胎死腹中,但如今联合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海洋浮城”的可行性。

话说回来,迁都、海上浮城都只是硬体变化。人心如何面对环境变化的软体工程何其浩大。


[1] 马尤里·美林(Mayuri Mei Lin),希达亚特(Rafki Hidayat),“生存还是毁灭 ‘下沉’的雅加达与失控的地下水”BBC印尼语科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5166091 accessed 1 Jun 2019.

[2] P P Wong, “Impact of a sea level rise on the coasts of Singapor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7, No. 1, pp. 65-70, 1992.

[3] French Polynesia signs first 'floating city' deal, BBC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accessed 1 Ju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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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19, 2019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Selegie Road, Mount Sophia and Mount Emily

原文刊登于《源》,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2019年第二期,总期138。


实利基路的老地标


认识“实利基”(Selegie)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进入华校读书后,父亲决定让弟妹们读英校,跟随表哥的路,报读实利基小学。十层楼的实利基小学,可能是当年唯一装置两架电梯的学校。

表哥住在学校旁的20层“摩天楼”,俗称20楼,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最高的组屋之一。摩天楼二楼有两个衔接其他组屋的露台,为466个单位的居民缔造睦邻的环境,更是孩子们踢球耍乐的天堂。近年来基于保安考量,才将露台拆除了。


(实利基路的20楼是小坡七马路的地标。)

实利基路俗称七马路,这是民间根据小坡的地形而约定俗成的。小坡大马路为桥北路,二马路为维多利亚街,以此类推。

实利基路有两座约一个世纪前落成的犹太人建筑物:坐落在密陀路交界处的大卫伊莱雅楼(David Elias building)和武吉知马路交界处的埃利森楼(Ellison Building)。本地的犹太人从1850年代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多数居住在市区和东部。目前新加坡有约25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埃利森楼旁有座名噪一时的丽士戏院(Rex)。丽士戏院浮生多劫,见证了人寰变迁。1960年代由邵氏机构的一线电影院起家,风光了十多年后,由于翻版录像带充斥市场,电影放映不下去了,转型为歌剧院。热潮过去后,戏院经历过溜冰场、教堂和迪斯科舞厅的岁月,如今重操旧业,改建为三家专门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宝莱坞影片为客工们寥解乡愁。

两年前政府宣布计划兴建南北交通廊道,丽士戏院与埃利森楼的多间店铺都必须拆除。民间组织通过书信与网络,要求相关机构珍视文化资产,为市容保留昔日记忆。重新研究后,相关机构最终推出的方案完全避开丽士戏院,对埃利森楼的影响则减少到一个店铺,取得两全其美的结局。


(埃利森楼受到正在施工的南北交通廊道的影响,已经被围起来。)


苏菲雅山的苏菲雅


实利基路建安大厦旁的威基路(Wilkie Road)是一道斜坡,弯弯的山坡路上是两座相连的苏菲雅山(Mount Sophia)和艾美丽山(Mount Emily)。小小的苏菲雅山曾经学校林立:南华女校,中华女校,圣玛格烈女校,美以美女校,三山学校,南洋美专,应验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谁是苏菲雅倒是有各种传闻:

1. Charles Robert Prinsep(布连拾,六马路以他命名) 的女儿Sophia Prinsep。布连拾是位大园主,1840年在苏菲雅山及周遭拥有豆蔻与咖啡种植园。

2. 英国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Cooke)。19世纪中叶,苏菲雅接管华人女子学校,当了42年校长,为本地的女子教育鞠躬尽瘁。华人女子学校的创建可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战败后五口通商,伦敦教会的Mrs Maria Dyer前往中国传教时在新加坡停留,看到流落街头的“妹仔”(奴婢)与被遗弃的女孩,于是在小坡大马路成立这所学校来收容这些女孩。后来女校迁至苏菲雅山,最后定名为圣玛格烈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

3. 澳洲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苏菲雅分别于1887与1888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与花菲卫理女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苏菲雅在新加坡住了40多年,为文化教育奉献一生。

对于海峡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修女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使到儿子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无所谓,儿子一定要显得聪明。

4. 莱佛士第二任夫人苏菲雅。莱佛士壮年去世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谁是新加坡的创建者”产生争议。苏菲雅根据莱佛士的信件和笔记,在莱佛士去世数周内一鼓作气,完成了《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交到东印度公司手中,应验了“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说法。

5. 莱佛士的妹夫威廉弗林特(Captain William Flint)的女儿玛丽·苏菲雅·安(Mary Sophia Anne)。 这位苏菲雅的父亲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港务总监,在这座小山丘上住过几年。此山原名实利基山(Bukit Selegie),弗林特以莱佛士夫人和自己的女儿为它重新命名为苏菲雅山。

负责城市规划的Philip Jackson于1823年6月5日的素描上已注明Mount Sophia,1836年的城市地图正式将原来的Bukit Selegie易名为Mount Sophia。由于当时布连拾和两位传教士还没出现,因此苏菲雅山以与莱佛士有亲属关系的两个女人命名的可信度较高。


山上的学校


苏菲雅山上的南华校舍于日战前落成。粤语片风行的年代,谢贤、嘉玲、南红等在新马拍摄粤语片《椰林月》,剧情凸显华侨富商在新马热衷办学,南华校舍和学生们都入镜了。

南华的华族舞蹈赫赫有名,校友吴应霞分享内幕。原来南华的黄爱珍老师除了在学校全职教舞外,亦在校外开班授课,学生毕业后成立南华校友舞蹈团,从年少跳到老。学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大大提高同学们的水平。这也说明一个现象:当年的政府辅助学校可以自由聘请教职员,只要老师有某方面的专长,便会名师出高徒,比一般的政府学校更具优势。随着华校式微,南华经历数度搬迁与教育改革,最后在金文泰新镇重整旗鼓,传承南华人引以为傲的舞蹈专长,维系着一世纪的南华情缘。

校友跟城市重建局磋商后,成功保留山上的南华建筑作为教育用途。去年学前教育中心开课前,特地为南华人开放一天,那股人情味就像一股暖流,长歌不散,十分窝心。


(南华女子中学校的校舍受保留作为教育用途。)

至于消失的三山学校,跟Bukit Selegie、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是否有关联?答案是纯属巧合。

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福州会馆创建的三山学校是一所男女混合小学,1960年代高峰期,学生将近两千人。不过三山学校就跟新加坡其他华校的命运一样,在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大环境下,面对学生人数急速下降的困境,1981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


(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建。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摄于三山学校校刊。)

三山校友何和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山上其他学校的学生抄捷径,从乌节路的总统府前门进,由苏菲雅山麓的后门出。总统府地方大,落叶多,同学们沿途踩着弓起的枯叶,看谁脚下的声音最响亮。有时遇上换班的守卫,一板一眼地踏着整齐的步操前进,同学们便扮起鬼脸,故意摔倒等,希望能“博君一笑”。在总统府当过守卫的洪袖宝爆料,遇上这些搞怪的学生,必须装作视若无睹,一走入休息室便马上哄堂大笑,久而久之就无动于衷了。

南华与三山校舍都跟南洋美专有过一段缘。二战后,南来画家林学大创建的南洋美专复办,租用圣多马径(Saint Thomas Walk)一栋别墅作为校园。后来在福州会馆的支持下,使用三山学校校舍,日后进一步扩展,先后租用南华和实利基小学校舍,迈入南洋艺术学院的新纪元。在国家艺理会的资助下,南洋艺术学院再度搬迁,租用面积较大的密陀路圣安东尼女校和威基路11号的别墅上课,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林学大塑像: 南洋美术学院多次搬迁,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艾美丽山的11号别墅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原为奥斯本大宅(Osborne House),如今称为“艺岭”。占地八万多方尺的豪宅已有百年历史,不过为何命名为奥斯本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1920年代初是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高峰期,池田重吉医生(Dr. Jukichi Ikeda)来到本地,在禧街开诊所“池田齿科”,买下这所豪宅入住。不过,他在山上住不上五年,豪宅便被占领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馆盘踞艾美丽山顶,不仅居高临下俯瞰市区,更与总督府(如今的总统府)近在咫尺, 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二战结束后,这栋山顶豪宅的角色多次更换,曾经是社会福利部的办事处、女子收容所、孤儿院和戒毒所等。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它曾经是美代子的故居,日本领事馆,方壮璧教书的地方。)


寻根


个别人士对11号别墅有不同的回忆。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回忆录中提到日战后由于经济拮据,无法回到华中念书,由牧师推荐他到这家艾美丽山孤儿院当教员。1989年马共签署合艾协议后,方壮璧希望叶落归根,回返新加坡,最终因政治因素而不了了之,带着遗憾而终。

佐藤美代子在本地出生,跟着妈妈搬到叔公池田医生的豪宅生活。九岁那年,新加坡备战,所有日本人都被令离开新加坡。当时形势混乱,有些日本人早已融入本地社区,不免依依不舍;有些在日本没有户籍,不知何去何从;有些做间谍工作的,则被关在监狱里等。美代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 坐“非洲丸 ”回返长崎,从此告别“故乡”。

85岁的佐藤美代子回到新加坡,接受《联合晚报》访问时指出,当年她特别喜欢到山顶豪宅的后院,俯视市区的景色;她记得屋内的饭厅,大伙儿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用餐。一想起艾美丽山顶的那段日子,温馨美好的回忆就会涌现,很想重访儿时故居,再看老房子一眼。佐藤美代子终于得偿所愿,完成寻根之旅。


豪宅附近的游泳池


1878年,艾美丽山上兴建山顶水库。半个世纪后,福康宁山顶更大的蓄水池落成时,也是殖民地政府鼓励全民运动的时候,艾美丽山顶水库改建为本地第一个淡水的公共游泳池。当时大众娱乐不多,公众对游泳池趋之若鹜,每个月上山嬉水的人士多达八千人次,周末在池中人撞人,连泡水都有问题,更遑论游泳了。


(艾美丽山曾经有个山顶水库,为附近居民提供自来水。)


(艾美丽山游泳池的入口处,新加坡市政委员会徽章(1948年)镶在墙壁上。)

表哥带我们上山的上世纪70年代,游泳是分时段的,每节两个小时,有些时段还会分性别,只准男生或女生进入。为了争取时间,少年朋友冲过旋转闸门后边跑边脱,急不及待地跳入池中。时间到了,救生员提早15分钟吹哨子,赶鸭子般催人上岸,热闹的泳池回归暂时的宁静。

如今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绿草如茵,却是莫道韶华逝,依稀故人来。


(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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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6, 2019

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7月1日
图片:本网站网主

我在牛车水住了22年,在那里长大、上学。先父的店一直在牛车水,营业迄今。因此我常去牛车水,见证牛车水战后的变迁与发展。

昔日的牛车水,店铺鳞次接比,经营各种各类的生意,应付密集居民的生活所需。店铺之外,还有街头小贩、流动贩卖、骑楼摆档和摆地摊等交易买卖,构成独特的风貌。而今,很多店铺经已消失,或改头换面,转营别业。

想起上世纪牛车水一些店铺,白铁店就有二三十家,以邓波街和南京街为多。白铁是镀锌铁,既美观、耐腐蚀,亦防锈。用来制造各种容器,如铁罐、水桶、垃圾桶、洒花壶等。先父说,白铁业是客家人传统手工艺行业。邓波街28号的合兴白铁店,是我们常光顾及送去修补的店铺。后来塑胶产品问世,白铁业被淘汰了。

牛车水的火炭铺(也称木炭),亦已销声匿迹。邓波街、新桥路曾有过火炭铺。数十年前,不是家家户户能装设煤气炉和电炉,那时没有石油液化气(LPG,Liquefied Petroleum Gas)。先母喜欢去离家不远,邓波街的火炭店购买包装好的火炭作为烹饪燃料。区如柏在1991年出版《祖先的行业》,记录了上世纪的木炭业历史。

思静的《木屐踩过的岁月》,使我想起牛车水已不存在的木屐铺。童年时,跟随先母去邓波街“钉屐”(买木屐),木屐店内的一切情景,历历在目。硕莪街、新桥路、桥南路也有很多木屐店,不过全都无影无踪了。

(“钉屐”,就是做木屐的意思。图片来源:互联网。)

以前没有足够空间容下大冰箱冷藏肉类,酒楼和一些住家使用冰块保鲜。依稀记得牛车水史密斯街就有出售方形大冰块的店铺,大冰块的体积约为1立方公尺大小。也有用铁锥凿成小块分售。小时候我吃的五彩糖浆红豆雪球,是刨冰造成。犹记这些冰块店前的路面总是湿漉漉,撒满木糠,原来木糠是用来防止冰块在转运途中融化。冰块运走后将木糠遗留地上。我相信,冰块店是最先在牛车水消失的行业之一。

现在的牛车水,很多行业店铺已不存在,例如藤织(沙藤)用具、帆布物品,硕莪巷的殡仪馆、纸扎店,客纳街雕塑神像的“西天国“,邓波街的山禽野兽、蛇鳄龟鳖、家禽螃蟹店,理发店、客栈、电版店、气灯店等。今天牛车水还在,但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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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的前世今生

Friday, July 12, 2019

黑奴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2013年6月至9月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列支敦士登公国(Liechtenstein)皇室收藏特展,展示了91件以巴洛克时代的画作为主的艺术品。眨眼间五年已过,那时候的国家博物馆馆长为李楚琳,她的任期内为新加坡带来了数场世界级的特展,为国人带来了欣赏希腊、法国、意大利、安特卫普、埃及等地的古文明与艺术空间。

关于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皇室收藏,一般访客都较喜欢以希腊神话或圣经旧约中的故事为题材的画作,有些访客则为巴洛克大师鲁本斯(Rubens)的画作而来。

我较有感触的作品是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Jan Boeckhorst于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画中人是一位身穿威尼斯式单肩连衣裙,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子。《非洲寓言》的蓝天白云下,是一片金光闪闪的富庶景观,右手臂还套上粗大的黄金装饰。但仔细看女子的左手,是被锁链牢牢铐住的。洋人眼中的解放非洲,实际上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明倒车。


(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 Jan Boeckhorst 在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世界三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苏,通过超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推行霸权主义,第二世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加等国,和身处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的发展中国家。

在更早的16世纪,欧洲则将世界四分,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分别为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这个世界四分的观点,和文艺复兴后的四分论倒是挺一致的,如 four seasons(四大季节:春夏秋冬),four classical elements(四大元素:水火土气),four classical virtues(四大美德: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

15世纪中至19世纪末前后四百余年,欧洲的资本家并没有秉持四大美德的观念。他们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场提供劳动力,从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千里迢迢贩卖到美洲各地。由于贩卖黑奴主要在大西洋东西两岸进行,西方国家称之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西欧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却是非洲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非洲黑奴


奴隶制度并不是15世纪才出现,所谓胜者为王,古罗马、古中国、阿拉伯等都实行奴隶制度。

非洲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一书已经有关于来自非洲之角(索马里)的奴隶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后,曾把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欧洲方面,14世纪已经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贩卖从北非运来的黑奴。15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大城市还有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奴隶贸易急剧发展,欧洲在非洲大陆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贩卖黑人活动。16世纪荷兰逐渐崛起,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西班牙的地位,成为海上霸主,几乎垄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了多幅古代贩卖女奴,叫人深感震撼之作。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的各族群贩卖女奴的震撼之作。图片来源:互联网)

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以奴隶贸易致富,在美洲有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也想分一杯羹,于是加入奴隶贸易。以英国利物浦为例, 1709年只有一艘贩奴船驶向非洲,20年后增加到 15艘,半个世纪后贩奴船达到百多艘。在1709到1787年间,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都与奴隶贸易有关。

英国和法国加入奴隶贸易后,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三角贸易,首先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运送至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接着度过大西洋,把黑奴运送到美洲各地,交换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最后带着货物回到欧洲。每一轮的三角贸易需要约六个月时间,利润可达千倍。

18世纪末,欧洲有识之士发起废奴运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没落。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奴隶贸易弃明投暗,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也特别活跃。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大致上被遏制住了,零星的贩卖活动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度


19世纪中国苦力以卖猪仔的方式来到南洋、中国广东、香港、澳门、新马等地的“妹仔”,娼妓贩卖活动中的“阿姑”和“琵琶仔”,本地马来苏丹的女婢等都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奴隶的近代版。

1819年,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约,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两公里地段,并严禁奴隶贩卖。不过,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两人之间因理念的差异而结怨

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搬到直落布兰雅的3000西班牙元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欠下民间一大笔债务,要求更多赔偿金还债等,使到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1824年8月签订的条约阐明如果他们离开新加坡的话,可以分别获得20,000与15,000西班牙元的一次过赔偿,不过两人都不打算离开。

对哥罗福来说,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成功解放了苏丹皇宫内27个女奴隶,是一项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义举。虽然胡先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他还在通往Kampong Bugis的路上,故意绕道 Kampong Glam,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不过苏丹胡先有名无实,又欠债累累,很快便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奴隶贸易,莱佛士的马来文通译员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Kadir)所撰写的《阿都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详细地记载了他在1823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武夷士人牵着五六十个奴隶在大街上行走,手上拿着藤鞭,任意挥打在他们身上。武夷士人说每一名奴隶的卖价是$30至$40,船上还有更多选择。

隔天早上,文西阿都拉在船上看到约三百个奴隶,男女小孩孕妇,各种肤色都有。女奴的买家甚至当场解开女人的衣服,做出各种难以启口的举动,男奴则像猴子一样被绳索捆绑在船边,大小解都站在哪儿就地解决。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全发生在一条船上。文西阿都拉亲眼见到这种人间炼狱,才深切明白为何莱佛士对奴隶贩卖恨之入骨。

莱佛士早在19世纪初出任爪哇代理总督时,已经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万名奴隶悉数释放。


(新加坡开埠年代的女奴贩卖活动。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2014年6月美国发表的人口贩卖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二级,也就是不达标。新加坡政府以惯例质疑报告的可靠性,但就双方的陈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奴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人口贩卖这门古老的行业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

2014年11月3日,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人口贩卖法令”( Preven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ct)。发言的议员都举例证实变相的人口贩卖活动确实存在:渔夫活在不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来自孟加拉的性工作者被逼每晚接待10个客人,周末必须从下午2点到隔天早晨6点,接待45名嫖客。来新加坡唱歌赚钱供养身体不健全的孩子的女歌手,被剥光身子,关在冷房里,直到答应卖淫为止。显然这是迟来的法令。

“防止人口贩卖法令”在2015年3月1日正式实行,初犯者可被判入狱十年,鞭打六鞭,罚款十万元。重犯者入狱十五年,打九鞭,罚款十五万元。


相关链接:
莱佛士与法夸结怨
甘榜格南皇宫

Friday, July 05, 2019

消失的甘榜“万里泽光” Mandai Tekong Village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6月17日。

新加坡近代史上,上世纪70至80年代迅速流失的甘榜就如船过水无痕,有些地名则通过不同的方式保存下来,有两条线索可循的“万里泽光”属于后者。

兀兰5道有座占地广阔的邻里公园Mandai Tekong Park。兀兰还没开发为新镇前,昔日阿兵哥曾经在此万里、马西岭和乌鲁三巴旺相连的地区出没,山林、农场、池塘和胶园交错,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兀兰5道的Mandai Tekong Park提供追溯昔日万里泽光的线索。)

坐落在义顺3道的“长秀威灵东山联合庙” 由三间古庙组成,庙祝解释东山庙是80多年的庙宇,源自万里泽光村,战前的旧名为岐山村。随着乡区被征用,老居民物色到新地点延续香火。

显然Mandai Tekong Park的灵感源自万里泽光,不过原址不在此处。从前Tekong的中文译名为“泽光”而非如今的“德光”, 1951年的南洋商报便有一篇“泽光島居民要求取消宵禁令以便渔民夜间捕鱼”的报道。

万里泽光土生土长的原居民王东印和乡里,为我们重新组构老地方的风貌。


万里泽光隐藏在乌鲁三巴旺


从前的乌鲁三巴旺占据新加坡北部的半壁江山,惹兰乌鲁三巴旺(Jalan Ulu Sembawang)和罗弄甘巴士(Lorong Gambas)两条乡间黄泥路贯穿军民共用的几个大村落。惹兰乌鲁三巴旺全长约12公里,头尾衔接三巴旺路和万里路,住在深山的居民走到有巴士川行的万里路,必须花上整个小时。

上世纪末通车的实里达高速公路将乌鲁三巴旺分割开来,北部发展为兀兰市镇,南部则保留作军事用途。万里泽光落在军事训练区里。

(乌鲁三巴旺地图对照。)

Mandai Tekong Park所在地则为“福山园”乡村。福山园的中玉学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新传媒《雾锁南洋》的拍摄场地之一。几个月来,老师同学跟未来的阿哥阿姐为伍,心情特别愉快。


乌鲁三巴旺的居民


乌鲁三巴旺以福建人居多。万里泽光估計有约三百名居民,大门的匾额写着济阳(蔡)、太原(王)和颍川(陈)的,多数是亲属同乡,此外还有卓、白与少数潮州人等。这类地方性的宗亲凝聚力是20世纪华族社会的特色,随着乡村徙置才逐渐淡化。

韩槐准家族可能是村里唯一的海南人家。韩槐准从文昌县来到新加坡后,先在橡胶园当记账员,制药、陶瓷、园艺等非凡成就都是自学的。韩槐准在旧汤申路开辟的红毛丹种植园“愚趣园”,曾为风云人物如徐悲鸿和郁达夫雅集之处。

万里泽光是福建会馆的产业,会馆总务背着布袋翻山越岭,逢人便自嘲化缘,收取年金12元的地租。下回再见到他,已是另一个年关了。

由于此村落的原名为岐山村,与附近的马西岭都跟林义顺的祖籍广东澄海的歧山镇马西村相关,相信早期为林义顺的产业。


典型的农村生活


乡居生活令过来人念念不忘,往往取决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原始心境。第一代的居民从中国农村移民到鸟不生蛋之地,越荒芜的地方就越有未来,安顿下来后不用为三餐发愁。斜阳炊烟伴,农家饭菜香,形成典型的乡村风貌。

万里泽光是本地瓜菜的主要产地。务农依靠劳动力,所以农村的人丁特别旺盛。东印和妹妹们都是妈妈的好帮手,约半个足球场的农田种植黄瓜、苦瓜、毛瓜、番薯、木薯等作物。

农民累积前人的智慧,形成自然生态价值链。东印的亲戚的农场养鸡,鸡粪晒干后送给他们肥田;至于猪只,将池塘的凤眼莲熬煮后就是上好食材,大型的养猪场则购买饲料来补充养分。


(上世纪80年代整体搬迁前,乌鲁三巴旺的典型大户农场,池塘边有一列猪棚,池塘种植凤眼莲作为养猪的饲料。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公猪进入性成熟期时会分泌雄酮,那也是惨遭宫刑的时候,否则带着雄酮臊味的猪肉没有市场。阉割公猪是件大工程,左邻右舍分工合作,四、五人一组,将哀嚎着的公猪抓牢,手起刀落,睾丸坠地。伤口缝针,抹上具有防炎功用的火炭灰后,约一个星期便痊愈了。在以形补形的年代,人们相信睾丸可以补精壮阳,切成薄片用姜葱爆炒后便可以上桌。

农家的另一收入来源是将锌板屋出租给外人酿造私酒。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快大功告成的时候,村子里出现“暗牌”(便衣警察),手操大钢钉,狠狠地将铝桶刺穿。空气弥漫着米酒的芬芳,酿酒人则是满腹心酸。

暗牌老远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当然不可能就此罢休,他们同时监视私会党徒的行踪,逮捕在村前杂货店聚赌的村民等。人情留一线,他日好相见,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切都好商量,通常由村长出面解决。


学校与庙宇


村民倡建的新华学校的李校长原籍客家,不论学识和籍贯都属于万里泽光的“稀有品种”。校长为了开通民智,不介意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学校寄宿,老师却不喜欢起早摸黑的生活,更不喜欢徒步入村整个小时后挥汗淋漓,下雨天全身都是烂泥的狼狈像,因此流动性特别大。村民灵机一动,分期付款买下霸王车,载送老师上学回家,棘手的师资问题总算解决了。

东山庙是供奉哪咤三太子的道教庙宇,上世纪60年代,村民已经将原来的亚答屋铺上水泥锌板。东山庙也是东印的避难所,为了躲避父亲的藤鞭,他宁可留在菜园里与星月同眠,或是到神坛下寄宿。慈母心肠软,悄悄地送件衣服当被盖,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东山庙的封神榜壁画:古庙让昔日乡民延续甘榜情。)

对万里泽光的前居民而言,故乡小路已不是回家的路。新华与中玉两所乡村学校将共4万元余款捐献给联合庙,让昔日乡民延续旧情。说开了,遍布全岛的前甘榜居民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类似万里泽光的情怀。在纪念开埠两百年的当儿,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探索甘榜精神的意义。


(三巴旺的Lorong Lada Hitam Ulu,保留着些许昔日农场的特色。)

相关链接

Friday, June 28, 2019

新加坡的桥梁: 历史与趣闻 Interesting facts of the Bridges in Singapore

2018年12月2日,鼎艺团的华乐音乐会演出《乐·影·桥》 ,通过默片与影像来配合音乐。我参与了6座桥梁的故事制作。

我们常把桥视为一种跨界的工具,它是人与人的一个交汇点,岸与岸之间的一个连接,也是填补空缺的一种媒介。在不同的文化中,桥的意义更为深远,它可以是一个避难所、一条迈入新世界的捷径,或一个让人们记忆深刻的里程碑。每个人对桥的体会都不一样,对您来说,“桥”又是什么呢?

On 2 December 2018, Dingyi Music Company Limited presented "Of Music and Photography: Bridge" at the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 I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creen play. 

We often think of bridge as a tool. It serves as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people, a link-way connecting two ends, and a medium that fills the gap. In different cultures, a bridge is more than just a connection; it can be a means of refuge, a highway to a new beginning, or a landmark that we remember. But, what does ‘bridge’ mean to you?

1.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1910)


这座于1910年落成的本地第一座钢桥,安稳地屹立在新加坡河口,舒缓城市的交通。它以时任总督安德逊爵士命名。

Anderson Bridge, the first steel bridge in Singapore, was built in 1910 to cope with growing traffic in the city. The bridge is named after Sir John Anderson, the Governo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t that time.

(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夜色下的安德逊桥 Anderson Bridge by night)

2. 新柔长堤 Causeway (1923)

塞车已经成为新柔长堤的常态。约一个世纪前,来往新加坡和新山必须乘搭日夜不停运作的渡轮。长堤落成时,有一段可以升降的吊桥,让桥下的船只通行。吊桥在二战时被退守的英军炸毁,战后已不再使用。

The Causeway linking Singapore and Johor Bahru is usually congested. Prior to its existence about a century ago, ferries had to be operated round the clock. The Causeway had a lift-bridge to cater for vessel traffic but was destroyed during Japanese invasion. The lift bridge was permanently closed after the war.

(在新山看一公里长的长堤 Causeway viewed from Johor Bahru)

(二战前的长堤有一座吊桥 The Causeway had a lift-bridge prior to WW2. Photo credit: NAS)

3. 樟宜步行桥 Changi Footbridge(1942年以前)


樟宜步行桥搭建在小河上,过桥后就是美丽的沙滩了。它可能是新加坡最狭窄的步行桥之一。每逢周末,桥上挤满垂钓的人士与好奇的旁观者。驳船川行于河道上,船客乘着小舟前往乌敏岛及更远的边加兰,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景线。
Changi Footbridge stretches across the river that flows into Changi Creek. It is probably one of the narrowest bridges in Singapore. The footbridge is usually crowded with leisure fisher and curious watcher during weekends.  This is the spot not to be missed if you enjoy watching bumboats come and go. 

(樟宜码头的驳船,背景为樟宜步行桥 Bumboats at Changi Jetty. Changi Footbridge is at the background)

(樟宜步行桥上看着驳船离开港口 Bumboats departing Changi Jetty viewed from Changi Footbridge)

4. 螺旋桥 Helix Bridge (2010) 


280米的螺旋桥是新加坡最长的行人天桥,也是世界上首座双螺旋结构的人行弯桥。螺旋桥的设计灵感来自DNA 的结构,不过它是“左螺旋”,而不是正常DNA的右螺旋。螺旋桥也用作室外展览,让年轻的本土艺术家展示他们的杰作。

The world's first curved double helix bridge is also the longest pedestrian bridge in Singapore. The DNA-inspired design is intentionally left handed,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normal DNA. The bridge also functions as an outdoor gallery that displays artwork by local youths.

(在桥底看螺旋桥 Helix Bridge viewed from the water)

5. 双溪路,结霜桥 Sungei Road (1930s)


双溪路是梧槽河的河畔公路。80多年来,它与新加坡最古老的结霜桥旧货市场分不开,已经成为旧货市场的代名词。2017年7月10日,旧货市场度过最后一夜,本地特色的庶民文化随之消失。结霜桥的名称来源自梧槽河畔的新加坡制冰厂,将冷藏保鲜的作业带入本地。
Sungei Road means “River Road”, running alongside the Rochor River.  For more than 80 years, it has been synonymous with the oldest flea market which was permanently closed on 10 July 2017.  The Chinese name, “结霜桥”, was derived from Singapore Ice Works who is the pioneer that brought refrigeration to Singapore.

(结霜桥因梧槽河畔的新加坡制冰厂而得名 Sungei Road means River Road. Its Chinese name was derived from Singapore Ice Works)

6. 行人天桥 Overhead Bridge (since 1964)


本地有约50座行人天桥。1964年,繁忙的红灯码头前出现第一座行人天桥。早年的天桥设计简单,就是为行人提供安全的过路设施。新一代的天桥则出现莫大的变化,除了加设有盖走道、斜坡与电梯外,桥上也种植了各色花卉,就像空中花园。

There are about 50 pedestrian overhead bridges in Singapore. The first overhead bridge was built over the Collyer Quay in 1964. Overhead bridges used to be simply constructed for safe cross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bridges come with sheltered walkways, ramps and lifts. They are also beautified like a sky garden. 

(芳林公园前的天桥上种植了九重葛 Overhead bridge in front of Hong Lim Park is decorated with flowers)

(1964年,红灯码头前出现新加坡第一座行人天桥 Singapore’s first overhead bridge in Collyer Quay in 1964. Photo credit: www.singa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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